毛案的舆论反复：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 (第3/5页)

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即是此意。

    而毛文龙案之所以会反复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便是毛文龙其人虽非正人善类，但他并不是无功有过、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天启年间他的抗金斗争是有大功于明的。

    崇祯初那种文龙的倾向并不符合事实，袁崇焕拟定的毛文龙十二斩罪，完全抹煞毛文龙之功，简单地归恶毛文龙，这本来就属过分之举。

    在崇祯和东林内阁的支持下，袁崇焕可以压制朝野的质疑声音，使自己擅杀之过免于究责，但是这一切的支持都是建立在五年复辽的协议之下。

    在斩帅一事上，崇祯给予了袁崇焕最大的包容，他对袁崇焕的隆恩也蕴含着对五年复辽的责效，如果袁崇焕不能履行承诺，奏复辽之绩，那么此前对斩帅的支持会被通通推倒，而反过来追究袁崇焕的擅杀之过。

    袁崇焕是不幸的，斩杀阻碍复辽的毛文龙，整编东江兵马，两路出兵的作战计划已经具备可行性。

    袁崇焕不主张东江兵困守海岛，他准备将其移镇，“用岛兵于陆”，如他在给鲜王的咨文中说“其东江一师，拨令西徙，以图进取”，很有可能是将大部分兵马移至盖州套。

    为此，他又开始组建东江骑兵营，“设马设料”。由于战马急缺，所以直至崇祯二年九月，袁崇焕还在上疏请饷买马。当时的辽东前线，宁远、锦州、山海关有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等名帅良将坐镇，东江军镇则有矢忠于明、了然敌情的刘兴祚兄弟控制，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

    两大战场事权高度的统一，指挥协同的问题得到很大解决，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来补充战备、训练兵马、积聚力量，等到时机一到，宁锦兵与东江兵一正一奇，犄角作战，更迭进取，当时的辽东战争还是存在着变数。

    为争取备战的时间，袁崇焕力主和后金议和，以为缓兵之计，当时皇太极迫切地愿与明朝议和互市，如果议和达成是有利于明的。

    但是崇祯和明廷的阁部大僚都反对议和，这种战略上的短见使得袁崇焕的计谋不行，而皇太极得知明廷内部反对议和的占据绝大多数，议和已经不可能实现，于是决定发动侵明战争以为报复。

    皇太极的先发制人和袁崇焕在蓟镇防御、碦喇沁朵颜部上的失策最终促成了己巳之变的发生，破坏了他苦心经营的成局。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即崇祯二年十月下旬，后金与蒙古属部的联军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绕过关宁锦防线的侧翼，取道蒙古高原，直抵蓟镇边外。

    龙井关、大安口很快被攻破，不久重镇遵化也陷落。

    袁崇焕率关宁兵星驰至蓟州防御，婴城固守，却没料到敌人绕过蓟州，向西进攻北京城。

    袁崇焕得知后，心急如焚，日夜兼程，回救京师，在广渠门与左安门与后金军血战。

    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奉旨召对于平台，崇祯厉声“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遂被逮下锦衣卫狱。

    袁崇焕的下狱给阉党余孽和毛文龙党羽了反攻倒算的良机。

    早在毛文龙被杀之初，“文龙私人在都者”早已四处活动，煽惑人心，他们“广布流言”，声称袁崇焕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斩杀毛文龙。

    后金入口之后，他们屡屡扬言“文龙不杀，建虏未敢深入。崇焕欲与和，反受其间”，“以图复仇”。

    当后金越蓟州而西，袁崇焕赶在后金前面抵达北京城下，他们又说“袁兵在前，奴兵在后”，是因为袁崇焕“将引敌胁和，以为城下之盟”。

    袁崇焕又请入罗城休兵，一时“谗口益力”。

    这种种恶毒的遥言，正如赵维寰所说，“皆逆帅孝子慈孙痛香饵之不再，而造是以突惑妇穉也者，须眉丈夫乃亦为所惑耶？”

    在毛文龙党羽的煽动下，有些不明真相的正人善类也受其盛惑，结果“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于是乎为文龙讼冤者有之矣，复官者、请恤者纷纷矣”。

    阉党余孽仇恨定逆案的钱龙锡，“以为不杀崇焕无以杀公，不以谋叛无以杀崇焕，不为毛帅颂冤，则公与崇焕不得同罪。于是出间金数十万，飞箱上下，流言小说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证其先入，朝野传告亦为信然”。

    逮治袁崇焕后，崇祯宣谕各营援兵和督师的孙承宗，只是强调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的军事失误，并未提及斩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