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析毛文龙意图与皇太极联手攻明说 (第9/9页)

不再是议和息兵，而是联手攻明的问题。

    由于科廓被执之事，皇太极对毛文龙欺诈的伎俩猜忌很深，虽然毛文龙屡屡狡辩科廓被执之故，声称自己是如何如何有信义之人，但是皇太极明白对于毛文龙这种背信弃义之徒，他所说的话绝对不可轻信。

    所以，尽管毛文龙屡屡声明欲与皇太极共谋大事、携手灭明，可是皇太极始终坚持毛文龙遣还逃入皮岛的女真平民，并要求其率部登北岸来降，否则不论毛文龙遣几次使臣，都要将他们通通格杀。

    皇太极的意图就是要求毛文龙归降，而不是任其成为与自己分庭礼抗的独立势力。

    而骄恣悼傲的毛文龙，已经自成势力，割据一方，他绝对不肯轻易屈为人臣，受人节制。

    他曾对朝鲜译官张礼忠说“胡贼欲以渠为刘豫”，言下之意是根本不屑当刘豫。

    他与皇太极来往目的是借助后金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势力，在与明廷关系恶化的情况下预谋后路，所以他认为皇太极的要求太过，既不愿意遣回女真平民，也不愿率部登岸而降。

    正如鲜臣郑忠信所说，“毛将之与虎相通，为后日地者，果似分明”，又说“毛将之心，凡三变，魏忠贤当权时，自结忠贤，及新皇帝即位，欲为自全之计，潜通于虑”。

    说毛文龙的做法是“为保全自己的势力与后金联手，利用其军事力量，企图摧毁敌对势力”，是极为精当的。

    在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书信中，毛文龙的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表现得淋璃尽致。

    他一边遣使欲与皇太极合作，一边却在信中称皇太极“胸无计谋”、“何其无智乃尔”、“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之事，又何惧哉”，“你到底是达子家做事，只图目前之小利”，“你既是一国之君，非同小可，何其气量偏浅而无容忍之甚也”，“事如依议不谬，再有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

    毛文龙的信中弥漫悖傲、轻蔑、谩骂的语气，这哪有蓄意归降的形迹？

    无怪乎孟森说“其词气据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皇太极也觉得毛文龙其人“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也就是说，当时皇太极本人也不认为毛文龙会轻易归降。就是在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仍然在向明廷汇报自己的愚敌之能

    “解据远哨拨夜带回来乡胡四等口称系敌孤山名下跟役，在营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与毛都督请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及差人送礼讲起，又不依。反将我人解送赴京。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

    爱塔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盔甲、器械全全拐去。这样哄我，实不甘心。又屡次被他袭杀，吃了大亏。我们今好乘他无粮，正好起兵，捉拿他去，好也出我们被多次哄的气”

    这样的说法其意在于欺瞒朝廷，宣示自己的重要性，所谓“据此推照，职之设镇东江也，实扼敌之咽喉，而不得大肆其狠贪之愿，是以忘战无奈，屡次遣人持书请和于职。职亦遗书遏彼，一面坚修战备，亟图恢复”。

    毛文龙就是这样凭借东江悬居海外的特殊地位，居奇于明朝和后金之间以自重，其意图就是要保住并扩大既得的利益。

    对于毛文龙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人，他的首选是保存自己的势力，除非他与明廷的关系己经彻底破裂，否则他绝不会轻易归降后金。

    即使到了毛文龙与后金频繁接触的崇祯二年春，朝鲜人仍称“天下事虽不可预度，而似无朝夕必叛之形。既据岛中，得专通货，安享富贵，拟于王者。彼若来侵我国，则实出于失计，岂肯为之乎”，又说“毛之本心只在富贵，据守岛中，似无他虑矣”。

    此后，崇祯二年二月，皇太极派兵袭杀蛇浦下陆屯种的毛兵、辽民，毛文龙与皇太极的矛盾又有所加深，这使得本来处于讨价还价的商洽事濒临流产，可以说当时叛降的条件是明显不成熟的。

    如果毛文龙没被袁崇焕斩杀，可以预想他这种游离于明金之间的做法仍然会继续下去。

    袁崇焕对毛文龙与后金的往来早有所知，斩帅后他移咨鲜王，称毛文龙“要挟无己，居奇货于东奴”，这短短的十个字可以说极为贴切地点出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本质。

    毛文龙另立门户，或者叛降后金之事，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且来往之际又多有欺诈和玩弄手段的成分。

    说毛文龙蓄意投降后金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书信并不一定就是谋叛的铁证。

    不过毛文龙抗金的立场有所动摇，暗地里将东江军民作为谋求私利的筹码与皇太极作交易，则是客观的事实。

    这正是刘兴祚所说“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的蕴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