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 (第5/5页)

 兵受饥饿，商受折本，纷纷告扰，词叠如山。

    臣即移文旧抚臣，牌拘应时、宗武查审收放钱粮数目，随以韩文翼顶补管饷

    ……文翼竟忘臣之叮咛，而加三加四，仍如应时、宗武，致各营将领汹汹不平，具词哀告两册使之前。

    臣牌严拘数次，方得文翼出海，两造对理研审，承认侵扣是实，令子载回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矣。

    又复供游击吴宗武领去登库买鲜粮银六千两，并许武元奇顿货银四千余两，逃回原籍南直微州府矣。

    游击董武周领去银三千四十九两，逃去原籍南直松江府华亭县矣。

    游击丁至德领去登库买鲜粮银一万两，前后又冒兵饷共一千八百四十六两零，见在登州府矣。

    又称旅顺营参将毛云龙领去银二百两奇，兵营参将汪崇孝领二营共银一万四百另六两。

    其各营官兵客商领去银两无凭查数。

    臣即唤各营中军队伍什长，审问此项银粮曾给发各营官兵否？

    中军队伍什长痛泣号呼沸诉，无有丝毫。

    又问众商人登府所发钱粮，尔辈曾领若干？

    众商人垂头涕泣，皆言无有分文。

    间有领者，尽扣三扣四，且曰此系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等侵欺入已，而其余托之以贿嘱也。

    韩文翼名下屯实收放官饷一十五万两，见监追比完官，尚无着落。

    其余二十九万两，俱在毛应时、吴宗武身上。

    从前差官皆以茫茫隔海，个个欺灭天理，谁悯三军绝食，树皮，唤草根，骸骨俱填沟贺？

    谁怜众商血本，赔盘费，而苦守经年？

    至于客商领价，原该挨号给发，今营饷官不念当此至极至苦之。

    决不肯用一点良心，一分公道。

    登州向有射利之徒，以六七十两之银，便可骗买百金红票，候得饷到，暗讲除扣瓜分。

    至有假印假票，一样描标朱笔对半扣除，管饷者又何乐而不为。

    致卖货真商，盘费尽而典衣揭债，呆呆日坐，未领一分到手。

    钱粮如此花费，兵商如此受害，成何法度？

    故臣不得已移文新抚臣，请饷解出海外，臣自亲收亲放，庶几兵商俱得实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军饷解运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诚如毛文龙所说。而毛文龙委派到登收放饷银的官员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昧心灭法，商票则加二加三扣除，兵粮与营官私相授受，迄今绝无开销之商票缴还，复无给兵之底册呈报”，这天启四、五年的四十四万饷银“据称有领支原票，查验数多假捏；据称有发过兵饷，营官复无认状”，理饷官员是否有所侵没不得而知。

    总之，由于有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所以东江实收的军饷与朝廷实发之数是有差距的。

    以实收计，从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毛文龙总共收过朝廷接济（其他捐助银米、鼓铸银等不计在内）的粮米九十四万三千余石（其中天启二年实的以毕自严统计为准），饷银一百零五万余两，布匹十二万七千余匹。平均每年所得粮米十五万七千余石，饷银十七万五千余两，布匹二万一千余匹。

    当时关宁主战场的军队每年军需大约折色月饷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余两，马乾银五十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两，本色米六十六万石、豆六十七万石、草三百万束，将官廪俸尚不计在内。

    东江一镇一年所得只顶得上山海关明军的一两月的开销，而军官廪俸、米、豆、布匹召买、官廪运价等费皆在其中，更何况关宁军队每年还有额数不少的马乾银和皮袄银，待遇真是天壤之别。

    以米一斛六钱计，东江每年所得本折为三十六万三千四百余两。

    当时内地驻防兵，“每兵每日饷三分，积年该十两八钱，每万兵便该银十万八千”，两相一除，“计东江所收，亦不过可养三万战士”。

    天启后期，东江镇兵额维持在四五万左右，毛文龙请增军饷并非没有道理（说毛文龙索饷数百万是为了自身贪欲或者割据独立显然有失公允）

    如此的军需补给，东江军队当然都是既无铠甲器械，又苦于粮匮饱乏，战斗力自然就很差，在屡次的袭扰战中屡屡败退溃逃，自是情理中事。

    正如孙承宗所说“而文龙所请之饷尚未一有。夫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之。况予之以虚著，责之以实效？上不能以虚为实，而下又何能以实应虚？即如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宜喜；乞饷，则信其非虚而甚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英雄任事之心”。（《两朝从信录》卷21）

    敌后战场始终没有发挥理想的牵制作用，接济的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当中的责任应该由明廷承担。在不积极供应军需的情况下，指望这样食不果腹的流民武装去杀伤敌人，牵制敌人，真无异于天方夜谭。

    毛文龙屡屡求粮饷，求器械，但是朝廷却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生性狂诞悼傲的他最后发展到愤愤不平、桀骜索饷的程度，这直接造成了东江军镇与明廷关系的急剧恶化，成为他被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