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 (第4/5页)

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认为毛文龙在政治问题上处于弱势显然是错误的）

    以本色米豆计，天启二年额定十万，天启三年十二万，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则基本每年二十万。

    以布匹计，天启二年派送三万匹，天启四年二万匹，其他年份无资料可查，但应该也在两万匹以上，因为毛文龙每年实收基本上都在一万五千匹以上。

    以饷银计，天启二年、三年共发银十一万，天启四年规定年额折色二十万，天启五年增至年额本折五十七万，而天启七年则定额本折百万。

    应该注意的是，这是明廷规定之数，它和实发之数、实收之数是有区别。

    规定之数和实发之数不同原因有二。

    其一，规定的折色银并非全是用于兵饷支出，布匹、米豆的召买和官廪运价等费都在其中。

    其二，规定的本色米除了固定的截糟粮十万石，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登莱的召买，若召买愆期，发运不及时，就会导致缺额，并且出现今年输运完补去年缺额的情形，结果“海外连年所解饷尚未能取羸”。

    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天启五年上，该年实际发送米豆只有十六万七千石，所缺部分于天启六年补运，但是天启六年发运的米豆总额却仍是二十万石，而该年所要解发的山东汰兵饷银直到天启七年才解发五万两。

    实发之数和实收之数不同，有自然和人为的原因。

    自然原因是船只失风和漂损。

    津登船只开洋在夏季四五月，此时正是东南季风盛行，故能顺风航行，如若无风或风向不对，拖延时日，到了冬季沿海冰封，北风盛行，冬春之季是不适合海运的（初冬西风可运），这就必然出现半年以上军需无继的情形。

    以鲜运初开的天启二年为例，该年主持天津辽饷发运的毕自严在给户部尚书汪应蛟的信中称“大都力里风涛，飞合輓粟，原是至艰至险之事。前七月间在霑化县失风一次，至八月间在刘公岛又失风一次，嗣是音耗不通，外论喧传，谓黄参将、孟推官俱无下落，粮艘仅到一半，令人惊愕，不知所措”。（毕自严《与汪澄源》）

    另一个原因是漂损，夏秋之交在辽东半岛沿海常有大风大浪，船只开洋例在途经各岛祭祀天妃，祈求海波宁静。但是事有不测，风浪之来，船只轻者靠岸停泊守冻或者船损米烂，重者漂失，人物两空。

    即以上述天启二年的鲜运为例，发运十万九千余石，实际运到只有九万二千余石，总共失风、漂失一万七千余石，军火、器械只到十之七八，而损伤船只已达四十八只，占了发运船只的近三分之一。正因如此，天津的鲜运粮料一开始是以“十完七八为功”，其后，运道渐熟，实收率常常接近甚至超过百分九十。不过，正如毛文龙所说“粮船遭飓，每年定坏二十余只，或有人船俱没者，或有船没人存者。既经报查，不得不怜其流离困苦，出与实收，以图其后运”，如此说来，即是实收的部分里也有溃烂不能食的米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人为原因一是理饷官员的直接侵没，二是解官以粮饷银置货牟利。

    如《明熹宗实录》卷55载“逮解盗接济毛帅帯银都司许武元、中书陈献谟”，庚子载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云“闻海外恍解官恒以饷银置买货物，携至军中，折算取利，恶在其一金得一金之用哉”。

    卷57天启五年三月壬戌，兵部覆登抚武之望疏云登莱武官丛聚，“非坐登买米则奉文领银，最可恨者，本以军需为名，而银既到手，辄自花销，本以差解为任，而一出都门，遂难诘问。开鞘盗银，诱骗商货，强夺民船，违禁私贩，诚有如抚臣所言者”

    卷62天启五年八月丙戌载，“上念海外兵士乏饷，发帑金二十万，遣官曹维信、郝国儒等解赴东镇，维信等颇有侵没”。

    解官盗银，毛文龙却“以诸臣航海艰苦，不录其过，疏请下部优擢，为王事贤劳者劝”。

    这种暧昧态度遭到熹宗反对“此番盗去银六千两，如何含糊不明，以后差官解银到彼，必验数实收奏报，有携带货物抵银者，不许容情滥收，以虚朝廷优恤孤军至意”。

    卷65天启五年十一月甲寅载，毛文龙弹劾“游击朱家龙在海外带去银两，及在登冒支饷银共二万六千两，贿嘱在登乡绅，营升旅顺副总。臣差官调之，以追其银，乃惜情面者反为之游扬奖借，保全其首领”，毛文龙之意据《明熹宗实录》编者称“大抵语多侵登抚”（登抚武之望与毛文龙此前在召买商货事上闹了矛盾，所以毛文龙说的侵没饷银之事未必属实。）

    其最大款者，从天启二年至天启六年，户部声明发过饷银一百一十八万两，但是毛文龙声称只有收过五十一万余两（不含天启六年，该年实收二十万七千余两），这四十七万的巨大亏空毛文龙称是由于天启四、五年间理饷官员的侵盗。

    天启六年八月，他在上奏中说“天启三年间，臣差都司毛应时、吴宗武管理饷务，辄敢欺满作弊，凡遇货客领价，营官领饷，每百两扣除二十两。

    及后商众饷迟，兵商争领，至以加三、加四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