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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迹，猜测他数月前、几周前、最近是四天前的动向。

我给了他自由，给了他金钱和健康，他却在我松懈的时候残酷地在我心上插刀。真是不可饶恕！

我狂怒的时候发疯似地砸烂家里所有他留下的痕迹，常用的陶瓷茶具、写过字的钢笔，穿过的衣裳，夸奖过的小雕像……在砸到那个骨瓷花瓶的时候住了手。

巨大的骨白色花瓶幽幽地反光，鎏金郁金香花样跃动着它站在阴影里，像是有无尽的话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奇迹般地，我平静了下来。

冷静下来以后，我把自己毁掉的东西列了个单子，命人一样样全都买齐了一模一样的，按照原来的地方摆好。

硫夏迟早得回来。

像学生时代的我看着他在千军前列践踏过飞尘，像芽月政变那天他站在火光花影里，像清澈的赛娜河水倒映出冬蔷薇的身影。

是我的，总逃不出我的手心。

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

共和国在转变，逐渐显露出张扬、堕落又生机勃勃的资本阶级时代的特征来。

农民的孩子们不论男女都以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为荣，来自各个阶层的男人们都挤在证券交易所高谈阔论，女人们飘逸的裙裾下露出不穿袜子的小腿，各类声色场所的霓虹灯还未入夜便流转着光华。这些，在旧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新的风尚，新的政局。

我用心经营、迅速扩张的情报网对捕捉硫夏无济于事，倒是有了很多旁的用处。

在首都上流圈子中，乔·柏兰登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说的名字，我从探子那里知道知道有不少人背地里用“金发恶魔”指代我，他们对我恨得牙齿都痒痒。

我一笑而过。这又如何，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恐惧只是一种赞美。

第二年的冬天，我依然没有找到硫夏，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我不断扩张自己掌控下的情报机构，构成了对议会将近半数成员的威胁。我应付他们的谴责的理由是我需要用这些机构寻找流亡在外的布拉帕及其党羽。已经尝到了新时代甜头的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都惧怕布拉帕突然冒出来，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夺走。布拉帕刚毅、肃穆、线条锋利的面庞不仅刻在独裁时代的铸币上，也刻在他们心里。这理由堪称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如果我真的找到了关于布拉帕的蛛丝马迹的话。

遗憾的是，布拉帕和硫夏就像滴入海洋的两滴水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

当然，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

布拉帕的问题解决在前。

这事的突破口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布拉帕亲信军官的遗孀。

在见到我面之前，她已经断断续续把知道的情报都交代得差不多，而她的要求不过是一点钱和居住的地方而已。如她所说为真，我们不出两周便可包抄布拉帕现在的居处，活捉布拉帕本人。此事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见她一面，以免有所遗漏。

“谢谢您，您和传言中的一点都不一样。”那女人感激地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牛奶，小心地用小勺舀给孩子吃，仪态带有旧式的典雅。她的衣服料子很好，款式却是旧的，洗得发白，手上也尽是劳动留下的小口子。那孩子大概两岁多，不哭不闹，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头黑色的卷发。

“请饶恕我，一下子理不清思路。”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