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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文也笑，低头对她说：“我跟他们不一样，I’m Shanghai-lander.”

    西崽送酒过来，他接了，用中国话道声“谢谢”，还带着明显的吴语口音，就像从前一样，身上穿的西装潦草而宽大，甚至比从前更像那个落拓的诗人。

    但他没问她当年的事，只说他自己：“我去过香港，后来又到了上海……”

    是去找我吗钟欣愉想问，却没有说出来。

    “都是在大学里，”艾文自动解释，“跑跑当地的报社和档案馆，找一些资料，采访一些人，是为了我当时在做的一项研究。”

    “什么题目”她问。

    他却不答，只是道：“我可以把那篇论文给你看。”

    而后，便又说到他现在住的地方。在北碚，除去煤矿，便是国立中央大学，挑担子的矿工和各种西装旗袍的学者聚居在那里。一间一间用板壁隔出来的宿舍，师生都挨着饿，卖掉衣服换吃的东西，后面有座山，野菜甚至都来不及长成就被挖掉了。少爷就是少爷，贫寒在他口中说出来，竟也有种浪漫。

    大厅里的合唱已经完结，其他宾客走动起来，看见他们，都觉司空见惯，只当是又一个美国人交了中国女朋友。

    仅仅几年之隔，排华法案已经废除，民国第一夫人访问美国，时代杂志上登出她的大照片，记者撰文议论她的旗袍，她的英语演说。重庆这里也不断有名媛淑女和美国外交官、军官结婚，娶个中国太太不再是社交上的自杀了。

    两个人相视而笑，也许都觉得荒诞，仅仅只是几年之隔。

    钟欣愉想说，这并不是我们分开的原因。但在她开口之前，却觉得艾文也已经知道了。

    秦未平来了，他们道别。但艾文还是跟她要了她的地址，说会把那篇论文寄给她。

    几天之后，1945 年的新年，钟欣愉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那里面是艾文的手稿，写了桐油借款，写了平准基金，写了中储券的发行，以及中行别业惨案，那一场场的爆炸与暗杀。

    钟欣愉坐在窗前读着，竟又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念头，没有人愿意写银行职员的故事，也许因为他们做的事太过沉闷，又欠缺高尚，说惨吧不够惨，进步又不够进步。但终于，终于，这一段还是被记录了下来，用一个学者的方式。

    继而她忽然明了，艾文或许已经知道了一切，用一个学者的方式。

    在那篇论文的最后，她读到这样一句话：

    我试图通过这一次简明而粗浅的研究，探索中文与外文资料结合的可能，记载并且了解这一段黑暗而英雄的历史。

    黑暗而英雄，她看着这几个字，反反复复。

    脑中是那一年春天的太平码头，林翼把手肘搁在窗框上，看着漫漫的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