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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说起来，郁盛的状况的确好转了很多，能下地走路了，头上的纱布也拆了下来，只留一个小笼包大小的创口贴贴在后脑勺受伤的地方。护士每天都会给他除菌换药，我也会给他做面部和身体清洁，护工最终还是请走，我不放心他在这里隔墙有耳。

    年初八那天春假结束，我去主治医生那儿请示是否可以出院，他抬了抬老花镜看着我：“院里床位紧缺，你自便。”

    我听完大喜，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去告诉郁盛：“咱们可以出院啦！我带你回上海！啊，你没有车怎么办？我要问一下裴元什么时候走么？他应该有办法捎上咱们吧？”

    郁盛本来在吃一只我削给他的梨，看到我夸张的样子，咀嚼的动作停了片刻，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真的？”

    “这还有假？”

    “前几天他还说我至少要住院半个月。”

    “那是因为你mama在这儿，他为了稳妥起见，实际情况根本没那么差！咱们回去好好静养就可以。我都听说了，这老教授是你的表舅，关照过度了吧！”

    “裴元说的？”

    “你别管谁说的，咱们可以开始收拾东西了！”有的时候我真要谢谢裴元没有遮拦的嘴，但凡他知道一点，他就不吝于“分享”一点。

    我先动作一步，郁盛的家当不多，仅仅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样生活用品，就算全打包了带去上海也不占地方。我急着回家看小黑，急着回家泡澡，再也不想穿破一次性内衣内裤。还有这里提供的营养餐，说它难吃到惨绝人寰也不过分，不知是病人不配摄入钠离子还是怎么的，一点味儿都没有。我也不舍得次次都抛下郁盛一个人跑到医院外边去，连吃两天，舌头都有发麻的趋势。

    裴元在S市没有产业，在家闲得发慌，一听我召唤，他来得很快，并且带了个司机，他另一位死党，近两年在上海，他们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我帮郁盛办理完出院手续，裴元三催四请让我赶紧下楼，朋友还在车库等着。但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郁盛略微僵硬地站在一边，身披驼色羊绒大衣，头上光光的，略微长出来的毛渣起不到任何保暖作用，我去找前两天特意给他买的遮丑用的帽子，可怎么找也没找到。裴元见我像热锅上的蚂蚁，问：“干什么火急火燎的？”

    “帽子没啦！”

    郁盛扬起手，提起红棕色：“在我手里。”

    原是他袖口太大，帽子又小，我一时间没看见。

    “戴上，不要吹风。”我关切地说。

    “其实不必，我不怕，冷。”

    “就是，坐在车里有什么冷？”裴元很欠揍地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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