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乡间的风雨不寻常 (第2/9页)

玩运动。不过，乡下人的运动跟城里的大不一样，城里人坐在高台上、屋子里，慷慨激昂，无拘无束，大字报、大辩论，什么惊心动魄玩什么，到了点，食堂里一坐，大白馒头一啃，浑身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可以连续作战，可以挑灯论剑，但乡下人就不行了，批判会开了一半，一半人就得退场，上山去打猪草，大字报写了一半，就得去砍柴做饭，有些好事的中学生扛着凳子在街头论战，辩到了高潮处，家长拖着锄头来了，一声吼叫，气宇轩昂的辩士立刻就蔫了，乖乖地接过锄头下地去了。

    当然了，共和国是不允许政治运动的真空存在的。到了运动的第二年，各路工作组开始向农村进军，农忙时到田间地头发动群众，农闲时到热炕头上鼓动群众，言而总之，非把运动搞起来不可，这一来，有些群众联系实际，对过去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有了认识，也想街机敲打敲打他们讨厌的干部，但要命的是，有些群众的情绪刚刚起来，农忙又到了，一坡麦子不能不割吧，于是乎，大家的政治意识再次被生存意识代替了，甩掉了一切与农活无关的杂念，老老实实回归到了农民的角色，所以，农村的政治运动一波三折，跌跌撞撞，没有城市里的潇洒、持久，更没有城市里的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

    直到1968年的春天，青云河一带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造反派兴起了夺权，大批的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派趁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代行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责。

    坐落在青云河边的这个小县城，起初并没有蹦出个呼风唤雨的造反派，后来在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鼓动下，张部长有了想法，于是他网络了一帮同伙，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室，向全县宣布造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谢振山的反，一切权力归县革命委员会！

    张部长的造反声明很快就得到了地区革委会的认可，谢书记回归到了谢振山，被发配到了县运输队赶马车，这是他革命前的老行当，张部长实现了从部长到主任的华丽转身，成为全县的最新统治者。

    张主任当了革委会主任后，到处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力的吸引下，一些人坐不住了，削尖脑袋往革委会里钻，这样 ，乡间的政治运动才有了热闹一说。

    可是，在这场奇异的革命中，侨乡公社却一直风平浪静。原因很简单，周忠贵跟县革委张主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没人敢招惹周忠贵，另外，周忠贵是游击队长出身，胆子大，武艺强，好些人畏惧他，所以侨乡公社的政治运动和风细雨，没有出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激烈局面，没有人造周忠贵的反，革委会也迟迟没成立。为了揭开这里的盖子，张主任专程赶来了。看在老感情的面上，张主任先跟周忠贵交流思想，说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能留死角，周忠贵说行啊，咱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张主任却及时指出，那也要造你的反，因为你搞过浮夸风，周忠贵笑着说，你数落数落，谁没搞过浮夸风，张主任很会借东风，说所以很多人被打倒了。周忠贵见张主任执意要搞掉自己，在低头的过程中偷瞟了张主任一眼，说：“张主任，我知道我犯过错误，可有些错误你是知道的呀。”

    他的话意很明确，就是有些错误是在你张主任的认可之下犯的，而张主任也很会解脱，他对周忠贵说：“老周啊，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党的工作总得有人挑头吧？这不，上级审查了我的问题，认为我可以继续履行职责，一边为党工作，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

    张主任把上级摆出来，等于在堵周忠贵的嘴，你能耐再大，总不至于追究上级吧？周忠贵本想跟张主任一样，也来个“一边为党工作，一边纠正自己的问题”，可深入一想，觉得可能性不大，既然可能性不大，就没必要提出来了，提出来让人否了，更加丢人。所以，周忠贵被迫转变态度，对张主任说：“既然张主任要治病救人，我愿意积极配合。”

    张主任大喜，含蓄地对周忠贵说：“老周啊，斗、批、改的方式是很多的，组织上会根据你的态度，采取恰当的方式的。”

    跟周忠贵沟通之后，张主任便将全体公社干部召集到了会议室，他站在主席台上，挺着身子向大家高喊道：“同志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然后又讲述了造反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意义。为了给周忠贵留面子，张主任在鼓动揭批问题时，要求站在革命的高度，对事不对人。谁料，张主任口干舌燥地讲了半天，让大家揭发问题时，台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发言。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张主任只好指定发言，第一个被点到的是前排的史祖军，聪明的史祖军当然清楚，今天这顿菜是给周忠贵准备的，但他是周忠贵的通信员，尤其敬畏周忠贵，所以站起来支吾了半天，舌头也没搅和清楚，在张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