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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