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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