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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军情五处失去了他们在战时的知识分子的精华，对维持与信号情报部门的联系已经失去了兴趣。早在战争初期，他们把对无线电安全处的控制让给了军情六处。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政府通讯总部，他们心胸狭窄，死死地封锁着一切形式的信号和通讯情报。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时，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仅限于让一个官员同通讯总部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会晤。这个经验是不成功的。双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一方面，通讯总部在冷战中帮助军情五处执行反间谍的主要任务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军情五处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它也有可能帮助通讯总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设法检查俄国人是否监听了我们的无线电监视通讯。可是通讯总部代表比尔柯林斯对这种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探索表示出了轻描淡写的态度。

    对这样的问题我得请示一下，他会这样说，或者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干那种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最好让他们去管。

    负责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处的反间谍专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爱橄榄球，并且具有多变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战时曾参与过双重间谍系统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双重间谍。他与通讯总部的联系在暂停行动开始时便中断了。这是由他负责的一次行动，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当时通讯总部询问军情五处是否能帮助他们弄到在伦敦使用的外交密码的情报，比思为此搞了暂停行动，让D 处在外国大使馆里发展的情报人员设法进入密码室窃取情报。通讯总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废密码磁带，以便他们用于密码破译。比思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多数的使馆密码室尤其是苏联集团的密码室，是最为机密的地方。要想让一个情报人员渗透到密码室去，机会是渺茫的。尽管如此，比思还是在暂停行动中获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发展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馆里工作的情报人员，此人能够拿到主密码柜的钥匙。他按照莱斯利贾格尔的指示，在塑胶上印制了钥匙的模型。这是一把高级的查布牌锁，贾格尔使用的是优质塑胶，还用微测仪精确地量了尺寸，最后复制了一把钥匙，能将保险柜的锁打开。情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