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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