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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没有认识到，宋案处理失败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党人在疑袁、反袁心理作用下，对宋案本身缺乏理性研究，对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的手法缺乏深入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在对袁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策略。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袁、赵主谋刺宋证据确凿，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一旦法律解决无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击手段，于是武力讨袁就成为必然选项。

    五 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义所在

    宋教仁被刺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索之一。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几乎无一不把袁、赵视为主谋，因此，对于二次革命，基本上也都是把它视为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与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而加以肯定。但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对民初历史投入热情和关注，特别是对袁、赵是否为宋案主谋提出质疑，相应地对二次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当中有些看法很流行，但很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不该诉诸武力。如唐德刚认为，宋教仁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192]袁伟时认为，宋教仁案是刑事案件，国民党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可以举兵推翻合法政府，这是把政治和国家命运当儿戏。[193]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无视乃至歪曲了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为解决双方矛盾曾在法律上做出巨大努力的基本事实。袁世凯为了应对宋教仁被刺给自己带来的冲击，将宋案定性为刑事案件、法律问题，不许国民党人和舆论将其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而当国民党人克服内部意见分歧，试图通过法律途径搞清宋案真相的时候，却发现两名被告迟迟不能到案。原来，唆使杀人犯洪述祖早就被袁世凯故纵到青岛德国租界当中去了，而与刺案虽无关系但牵涉宋案其他案情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两次接到上海地方检察厅传票，却在袁世凯支持下，以种种理由拒不到庭。显然，并非国民党不愿或没有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恰恰相反，是袁世凯阻断了国民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其实，章太炎早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试问：杀人正犯能到法庭受审判乎？若其不能，此案即非仅法律所能解决。[194]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是因为对双方而言，宋案根本就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或法律问题，否则也就不会导致后来二次革命的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