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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本人也对用洪后悔不迭，曾对人言：洪虽在嫌疑，然不应先逃，我实有误用洪某之咎。言谈间顿足骂洪不置。[94]但就宋案与赵秉钧之关系而言，还是黄远庸所论最为公允：洪之声名恶劣，既众睹众闻，亦有人向赵力言不可用者，赵顾碍于情面，不能决绝。赵内阁之惯于藏垢纳污，亦乌容讳，然决不能以其用人不明，遂以杀人之责任归之矣。[95]

    对于洪、应这类人物的特点，以及政府任用洪、应之害，《民立报》曾从革命的不彻底性及革命后国家法律之荏弱立论，进行过颇为深刻的剖析。其言道：

    吾国此次大革命，以百日最短之时期，而成革故鼎新之大业。其为时也至暂，故其所淘汰也无多。举凡晚清时代夸毗侧媚之谐臣，败国殄民之赃吏，依然蟠踞政界，不失其权位；而一经夤缘攀附，或且谥以开国之勋，地位崇隆，有加于昔。此已足致正士之寒心，而长jian人之气焰矣。犹有甚者，则曩时社会上之神jian巨蠹，为害于闾左者，晚清时代犹为法律之所不容，不得不销沮退藏，以昼伏而夜动，其为害尚有限制也；乃至义师既起，海宇绎sao，法律之力，暂失效用，此辈乃得窃署位号，依附末光，公然恣所为于化日光天之下。当局者但见其小有才，而不悟其蕴毒之厉，或且奖进而假借焉，试之以官职，付之以事权，而诪张为幻之情形，乃至于不可思议矣。若洪述祖、应桂馨者，非旧朝政界之所共弃而清议所不容者乎？然自光复已来，公然冒党人之名称，自跻于奔走御侮之列，畴昔潜吹密厉，犹虑人知，今则明目张胆，居然有莫予敢侮之慨。嗟夫，蓄封狼而欲其变为祥麟，植钩吻而冀其蔚成嘉卉，岂不难哉！岂不难哉！苟其阴贼险很，惟知长恶遂非，而本无志于迁善改过，国家法律之力又且至为荏弱，不足以褫jian人之魄，而使其弭耳服从，彼其积虑处心久矣，不知法律之可畏矣。以如此之人，而欲其为吾驾驭，是直不啻扬汤止沸，萑苻之侣而责以拒盗贼、捍户庭也，欲天下之无事，胡可得耶？[96]

    经过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上自袁、赵这样的政府大员，下至洪、应这样的低级官员，实际上并没有确立起严格遵循法律原则及组织程序的意识，权谋思维仍然主导着他们的头脑。荀子曰：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97]袁、赵为了对付政敌，不惜任用洪、应这类人采取非法、阴谋手段，这就给二人做了极坏的示范，助长了二人为恶之念，无怪乎洪、应敢于为了私利，同时为了迎合袁的政治主张，胆大妄为，终至酿成杀宋惨剧，而袁、赵亦因此不为国人所谅。

    宋案关键人物涉案情节既已厘清，各人最后结局，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杀宋既然造意于洪述祖，并唆使应夔丞实施，而非袁、赵或黄、陈幕后主使，则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赵或黄、陈灭口可能。洪在案发后便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