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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述祖也不服判决，上诉至京师高等审判厅，称燬宋酬勋位只是要与应夔丞同谋损毁宋教仁之名誉，以作其组阁之障碍，非欲将宋教仁杀死，并称毁宋名誉也非其本心，实系赵总理授意，他作为赵之僚属，不能不服从。[200]11月8日、23日及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又对此案先后进行了三次审理，[201]认为洪述祖教唆应夔丞杀害宋教仁，征诸全案诉讼记录，可得积极之证明，该控诉人确系指使应夔丞杀人之教唆犯，证据极为充分，已无研究之余地。其控诉意旨，无非饰词狡卸，俱难认为有理由，原判决引律定刑于法并无不合，因此判决洪述祖控诉驳回，仍照京师地方审判厅原判办理。[202]

    京师高等审判厅还附带审理了宋教仁之子宋振吕私诉一案。宋振吕提出要洪述祖赔偿宋教仁死后其在上海及北京所消耗的费用，至少2万。洪述祖强硬答复：我不但不承认赔偿他损失，并且我还要令他赔偿我的损失。[203]1919年3月31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判决洪述祖给予宋振吕抚育费1万元，其余原告请求均驳回。[204]

    洪述祖对京师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依然不服，当庭声明上控大理院。其上控理由，除辩解除邓及燬宋酬勋位非杀宋之意外，又以应夔丞曾供燬宋系毁宋教仁之政见，武士英曾称杀宋教仁系自起意，而法庭两审竟不采用，对此表示不满；甚至称其所供与应往来重要各电，多非己稿，法庭认定证据，取舍证据，调查证据，自不能谓为合法。[205]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也向大理院提起上诉，认为：本案就被告人周围之环象言，乃图升官发财，纯系内欲之不能自制；就被告人本身言，系长时间之谋杀，有大恶性；就被害事实言，宋教仁无何种原因惨遭杀害，第一审仅处以无期徒刑，第二审竟予维持量刑，殊未适当。[206]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经过书面审理，宣告原判及第二审判决均撤销，改判洪述祖教唆杀人之所为处死刑，褫夺公权全部三十年。[207]对于改判内幕，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所记：时吾友陈尔锡为大理院推事，尝为余言：推事中有一老人，性情刻薄。凡上诉之案，若入此人手，必加重。述祖陈大理院案，适分入此人手，遂判绞，加重也。[208]其实，以洪述祖之罪，判其绞刑也算罪有应得。

    在审理过程中，洪述祖态度始终甚为强硬，即使在最后阶段，依然声称：

    本案发事之起点在地方厅以及本厅均未能质证分明，究竟是起于内，是起于外，是起于南，是起于北，毫不清楚。让一步言之，述祖即有杀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