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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一结论，而恰恰是这一关键问题，目前看来并无确实证据，具体论证详见下文。

    另一国民党人徐血儿则认为，该密码电本是赵秉钧交给应夔丞报告南方国民党人举动用的，解散共进会不过是幌子。他就此解析道：

    夫奉差各省特派人员，与以密码电本，固属寻常，并无特异之处。不过赵、应之授受密电，则与寻常有异，盖赵、应必密议妥善，然后再授以密电本，使报告机密。此非故意周纳也，赵之用应，实使之以侦察南方举动，报告政府，为其一大任务，而解散青、红会匪，特假以为名，彼视之固甚小耳。于何证之？应是后致赵之密电，多皆不关于其巡查长分内之事。即姑以袁言观之，袁谓三月十三日以前，皆关于取消欢迎国会团之事，试问欢迎国会团非政治上关系乎？该团本与共进会性质不同，何劳应之解散，即此已可见应所负者，另有一种特别任务矣。[120]

    蔡世襄亦提出类似看法，他根据应夔丞取得密电本后于2月初发给国务院的密电内容分析说：

    观二月一、二两日东冬两电，明言总理投票解散国会，及对待何海鸣、戴天仇之法，与购孙黄宋劣史宋骗案，选举扰攘，国随以之等语，为政府作走狗密探，承政府意旨以倾害正人，阴贼良善，初无一语及欢迎国会团，更无一字及共进会，而俱用应密，赵虽百喙，其何以解？[121]

    不能不承认，徐血儿和蔡世襄的分析，或结合当时政情变化，或依据应密电报内容，很有几分道理，但事实却比他们的分析复杂得多。他们根据后来应夔丞所发密电内容，推断前此赵发应密电本时之动机，却不知赵秉钧发给应夔丞密码电本之前，应夔丞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除了关于解散共进会，以及赴京领取解散费和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外，并无其他与国民党相关联之事，透过宋案证据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事情就巧在，赵秉钧于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之时，恰逢尹仲材、何海鸣等部分激进国民党人发起的欢迎国会团在沪上出现不久。此后，由于洪、应奉袁世凯之命，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这才在应夔丞后来致国务院应密电文中出现了关于欢迎国会团和构陷孙黄宋等内容。但要注意的是，应密电本是应夔丞1月12日谒见赵秉钧时要求给的，理由是办理解散会党之事须防漏泄，[122]而袁世凯和赵秉钧最早到1月13日才开始商量如何应对欢迎国会团，[123]袁决定特委洪述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则已到1月20日。[124]赵秉钧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实际上是回复其1月12日的要求，不可能有要应夔丞侦察南方举动之目的。再说，赵、应仅见过一面，赵并不了解其人，加之赵对于对付国民党人态度并不积极，因此不可能赋予其侦察南方举动之任务。赵本人甚至连洪、应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都是在报纸刊登消息后才知道（详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