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页 (第2/2页)

引者）与洪往来颇密，吾时住天津，耳其名，然终未识面也。乃吾任内务部，少川荐洪为秘书长，谓洪于革命有殊勋，姑位置之。此余识洪之始。此后洪寓与余私邸不远，偶来余秘书室闲谭，向不曾办公事，余亦奉以干备而已。[230]

    1913年4月25日，程、应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赵秉钧除了于4月28日发出勘电，辩解自己与政府同刺宋案无关外，又于4月29日特别就他和洪述祖的关系等问题与《新纪元报》记者有过如下问答：

    问：君与洪述祖关系如何？

    答：余不识洪，少川总揆属余位置，因畀秘书。

    问：洪氏在部势力何如？

    答：洪既新进，且嫌位卑，仅领干修，不常视事。余亦谓系革命元勋（洪常自称，少川亦为余言之），不以部务相烦。

    问：正月间君委洪南下有诸？

    答：否。余不以部务属洪，洪亦自称不愿拘于寻常公事。正月间洪请假赴津，余方利其去部，立予批准，初不识其潜行赴沪也。[231]

    此段对话中最后一问一答所说洪述祖1913年1月南下之事，与宋案的另一重要环节;调查欢迎国会团有关，将在本书下章详细讨论，此处暂不涉及。可能赵秉钧觉得仅仅接受记者访谈还不能完全讲清二人关系，故他紧接着又于5月初公开发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第三次就他和洪述祖的关系做出说明：

    若洪述祖者，与鄙人素不相识，闻其与赵凤昌至亲，赵君在沪，与起义诸巨子踪迹甚密，故洪颇预闻革命之事。辛亥年春（应为辛亥年秋;引者），唐绍仪请开邮传部尚书缺，即系接洪之电报。唐寓天津，外间传说是事及武汉事起清室退位诏即出于洪之手。唐以洪赞助共和，不为无功，因荐与鄙人，意欲为内务部秘书长。参议院所定官制，各部无秘书长名目，唐君云即秘书亦可。当即委任是职。洪任秘书以来，到部未久，即有各报攻击，洪拟引退，旋委调查水上警察差。嗣后并未到部办事。洪屡屡患病，请假就医，有时在津，有时到沪，请假呈文俱存在署中有案。此洪述祖来历之实在情形也。[232]

    由于赵秉钧身居高位，又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革命党人对于他的上述公开说明，当然不会相信，认为此种谈话，无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之目，盖赵于洪破案时，则一味将自己与洪关系说得极浅，以便洗脱；于证据宣布之后，则一味将一切主使关系，又全然卸之洪述祖身上，虽前后自相矛盾，亦所不顾，左支右吾，情见势绌矣。[233]但我们作为百余年后与宋案毫无利害关系之人，则应实事求是，看看赵秉钧所言是否属实。首先有两个基本史实需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