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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撰者是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北京国民党本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宋教仁被刺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开会商讨应对之策，共和党《亚细亚日报》忽然刊登消息，说张继曾在会上发表演说，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脱不了干系，引起赵秉钧强烈不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张继为了说明《亚细亚日报》的报道是诬捏，特地带领《民立报》记者去赵秉钧家拜访。他在赵宅不仅见到了赵本人，而且见到了赵的心腹、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从为人豪爽的王治馨口中，张继了解到宋教仁被刺前后洪述祖与袁世凯互动的一些情节，以及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的一些反应。[95]《张溥泉先生回忆录》虽然在细节上有不甚准确之处，但结合其他史料判断，所记基本史实还是可信的，对厘清宋案情节极有帮助。

    第三种是张国淦《北洋述闻》。撰者在宋案发生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赵秉钧是他的顶头上司，但他不是赵秉钧的心腹。[96]他系黎元洪所荐，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算密切。[97]因此，他不可能掌握宋案机密，但他的位置使他能够参加国务院的某些会议，从而有机会观察到一些相关人物，尤其是赵秉钧的表现。唯其处于旁观者位置，他的描述是客观的，如对于袁、宋关系及赵、宋关系的描述，对于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及国务院内反应的描述，以及对赵秉钧面临外间攻击时的反应的描述，等等。因为撰者并不真正了解内幕，这些客观描述会让读者感到很难理解，但其真实性也恰在于此。结合其他可靠史料，我们一方面可以证实其所记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据其所记述剖析宋案的某些情节。

    第四种是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撰者是国民党人，陈其美手下干员，英、法探捕抓获应夔丞和武士英就是由他亲自引导的。与他一同参与抓捕行动的，还有周南陔和王金发等，但当时各报均未披露姓名。周南陔在事隔20多年后，曾有一口述，但细节与各报所述多有出入。[98]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则是写于抓捕行动结束两三个月后，以第一人称详细记述了当时如何从王阿法处得到应夔丞线索和从六野旅馆得到武士英线索，以及如何确定应夔丞为嫌犯，还有抓捕应夔丞、武士英的具体经过等，因此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值得注意。只是这篇文字当时并未见诸报端，后来也从未见有研究者征引。目前所见唯一纸版，是大正二年六月（1913年6月）由日本中华民国通信社发行、东京国文社印刷的，与萱野长知『支那時局の真相を披瀝して我邦の識者に訴ふ』合订为一册。

    除以上四种外，还有一种私家记述尤其受到宋案研究者注意，这就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该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