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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1941年夏天，通过参与迫害犹太人，这些地区的居民不仅讨好了新的当权者，还从他们的暴行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显而易见，屠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能先于他人挑选犹太遇害者的财产），同时农民们也抒发他们长久以来对犹太人固有的愤恨，可谓一举三得。除了这些原因，纳粹的怂恿以及在民众中轻易就能煽动起来的复仇情绪;为了苏联侵占时期他们所遭受的侮辱而要与犹太公社秋后算账;都促使波兰人对犹太人施暴。这么多因素杂糅在一起，谁能在如此强大、邪恶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11当然，有一些先决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残暴化、道德沦丧，以及德军对一般民众使用暴力的准许。但两次侵占期间，苏、德政府都使用过这些手段和机制。不难想象，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合作者（在米索雷夫上校写给党委书记波波夫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和劳丹斯基是一类人；后者在其自传中曾一笔带过：他在为德国人残杀犹太人之前，曾经为苏联政府做过间谍。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然而，时间并没有停在1941年。如果我们承认我在上文提及的机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有趣的假设，该假设关乎1945;1948年间共产主义政权在波兰上台执政和建立根基的过程。鉴于前文所述，我在此大胆提出以下观点：战后，在共产党接管波兰的过程中，它在地方上的天然盟友，就是在德国侵占期间通敌的那些人。

    我们当然知道，对许多人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真正愿意投身的事业；许多人在战前、战后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见风使舵，也不是因为当时苏联红军驻守在波兰的每个角落。但除了从这样一群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信仰者中获得支持，20世纪的波兰政府往往还会利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源。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很多学生已经论述过这一点。1

    沃格林所说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时的波兰为纳粹干尽脏活累活）怎么就不能在五年后成为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器的中流砥柱？如我们所知，共产主义者的忠实拥护者在波兰少之又少，我认为他们是这台权力机器的核心，而其外层，就是这些乌合之众。他们有什么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会让他们拒绝为新的主人服务？他们怎么会放弃在参与当地（恐怖）权力机器运作时将得到的特权？比起去警察学校，难道他们更愿意坐牢吗？劳丹斯基在写下我坚信，在像我一样的人民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人制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