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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苦难，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我们都永远无法了解了。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分析我们所能利用的所有信息碎片，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相比现有的、基于幸存者提供的证据而对大屠杀进行的描述，真正发生在犹太群体身上的悲剧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所有社会中，战争都是一种可以创造传说的经历。然而，在东欧、中欧和南欧，战争不断为一些生动的、往往极其可怕的合法叙述提供着素材。关于二战期间，集体的、民族的殉道史的记忆（确切来说，是一些符号），对于波兰社会在20世纪的自我认知至为重要。1每座城镇都有纪念恐怖行动受害者的圣地，每个家庭都有其关于处决、监禁和流放的可怕故事。我们要如何将波兰犹太关系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毕竟，耶德瓦布内案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尽管它可能是所有波兰人残杀犹太人事件中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人们一定希望它就是最极端的，没有之一）。这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的群体，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在后现代世界中，此类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当然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集体经验的问题，已经有了类似的答案。当同盟国最终攻下德国，并发现了集中营，他们努力地对抗每一个了解纳粹暴行的德国人，这成为他们去纳粹化运动（denazification campaign）的一部分。德国公共舆论对此做出的回应出人意料：可怜的德国（Armes Deutsd）。2这就是德国在战时犯下罪行的消息在德国社会中产生的回响：世界将会因为纳粹党的所作所为而痛恨我们。德国民众中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受害感（victimization），因为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会减轻他们对战争和无数受难者所遭遇之痛苦的责任。

    但是，这种对互相矛盾的叙述的堆砌，往往会引起冲突和争辩。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特别留意德国发生的一场持久的公共论战，那次论战因一个关于犹太大屠杀中的德国国防军（Vernigskrieg.Verbre der Wehrmacht1941bis1944）的摄影展而起，该展览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主办。每个适龄的德国男性都应服役于国防军，（根据目前公众的共识）这支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显然，德国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支军队参与了这些暴行，因此也在他们的研究和著作中如实记录了。尽管如此，广大民众并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这些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认知的证据。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