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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这份陈述时，我们被陈述人那固执的盲从震惊了。显然，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PPR）。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fuite en avant[1]，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

    上文提及的这四个人都被证实曾协助苏联政府，之后又转投德方（其中的两个被告;耶日劳丹斯基和卡罗尔巴登;除了在迫害行动中屠杀犹太人，事后还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我认为，关于此四人的这些传记片段，不仅是一些恶人的个人行为、心理轨迹，还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在这起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不只是人的品格，还有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下，人们可能遭遇的诱因的逻辑（logic of iives）。我会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中对这个问题做出评论，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对战争时期和战后波兰历史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尚未被充分探究过。

    与此同时，我打算让这次与耶德瓦布内的反英雄们的亲密接触进入尾声，我将引用劳丹斯基家最年轻的弟弟发自内心的控诉来为此章画上句点。人人都说，他是所有被告人中最残忍、凶恶的刽子手。他想必是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精力旺盛。在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的控制调查档案中，所有被告人都以34种特征被描述，在声音一栏里，劳丹斯基被描述为响亮、清晰、文雅。其他被告人在此项上基本都被形容为声音轻。51956年，所有沃姆扎审判中的被告人都仍在监狱时，劳丹斯基提交了一封请求信。在信中，他不知廉耻地展现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愚昧无知，他问道：其实我不是德国人的帮凶，而是一个真正的波兰爱国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我所生长的地方一直存在着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战时，德国人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大肆屠杀犹太人。我是这个案子中最年轻的被告人，我是在战前[在波兰]成长起来的，凭什么恰恰是我只有我要受到最严厉法律惩罚？毕竟从读书时起，对我的教导就一直是指向单一的，因此，在国家被侵占时，我只会专注于与我的民族、我的祖国相关的事情。战时，要我为了祖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时，我没有半点犹豫，这就是明证。我加入了一个名为波兰起义协会[Polski Zwi?zek Powstańczy，波兰家乡军（Home Army，简称AK）的前身]的地下密谋组织，1941年秋天在波雷巴（Por?ba），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