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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告诉你，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吧。我会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最初的几年当中，在那些变脏了的地区，他们用中国牛rou、荞麦面粉及各类五花八门的商品塞满了当地的商店。人们说：哦，这里真好。现在，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我们都不会离开这里了。土地受辐射污染的程

    度并不相同 个集体农庄可能既有干净的土地，也有变脏了

    的土地，而且两块土地彼此相邻。在变脏了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得到的报酬更高，于是，所有人都想争得这一工作机会。他们拒绝在干净的土地上劳作。

    不久之前，我弟弟从远东赶来看我。你们这里的人就像黑匣子。他说。他指的是安装在飞机上，记录飞行信息的黑匣子。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聊天、散步和吃饭，彼此间相亲相爱。可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记录信息！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孩子的情况不一样。例如，他们并不认为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者之间尚未建立关联。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诊断结果、他们正在服用的药物、治疗过程的名称。他们知道得甚至比他们的mama还要多。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往往会出现一种很惊讶的表情。他们带着这样的表情，躺在那里。

    医生向我发出了警告：我的丈夫很快就会死。他患了白血病;血癌。他去过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区，从那儿回来两个月后，他就开始生病。他是被工厂派到那里去的。有天早上，他下了夜班回到家：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去那里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工作。

    他们在距离切尔诺贝利15公里处的隔离区内工作：用耙子将稻草堆成

    垛，收集甜菜，以及挖土豆。

    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探望他的父母。就在他和父亲一起抹墙粉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他身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多得足以致命。

    从医院回来后，他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我快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图想说服他，这不是真的。我苦苦地哀求他，然而，他不相信我。接着，我提到了女儿，希望能让他因此而相信拜。早上，我一觉醒来，望着他：我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你不应该思考太多关于死亡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甩掉这些念头。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会因此而生病，我一定会关上家中所有的门，我会死死地堵住门口，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所有的门都锁上。

    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一直带着儿子四处寻医问药，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我不想读到和看到任何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内容和信息。我目睹了全部过程。

    医院里的小女孩会和自己的洋娃娃玩游戏。她们合上娃娃的眼睛，那个娃娃就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会死？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会死。他们生出来，然后就会死掉。

    我的阿尔焦姆今年7岁，可他看上去更像一个5岁的男孩。他会闭上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我开始哭泣，以为他不会看到。可是这时，他问我：mama，我是不是快死了？

    他睡着了，几乎没有呼吸声。我跪在他床前：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说点什么。我对自己说，他还是有体温的。

    他睁开眼睛，然后又睡着了，睡着的他看上去那么安静，就像死了一样。

    阿尔焦姆，睁开你的眼睛。

    我绝不会让他死。

    不久?之前，我们才刚刚庆祝了新年的到来。我们什么都有，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制的：熏rou、猪油、rou、腌rou。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来的。就连伏特加都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自己的就意味着它们产自于切尔诺贝利，而这也就代表它们含有铯，而且回味起来还有一点锶的味道。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能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呢？村子的商店早已是空空如也，而且就算那里面有东西卖，仅凭我们的薪水和养老金，我们也买不起任何东西。

    那天晚上，我们家还来了一些客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居，为人和善而且年轻。他们中的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庄的技师，和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喝酒，吃东西，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都唱起了老歌;那些革命歌曲，战争年代的歌曲。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上。那是一个快乐的夜晚，一切就像从前一样。

    我写信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告诉了我的儿子。他还在上学，住在首都。他在给我的回信里写道：mama，我能够想象出当时的场景。这太不可思议了。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在我们家里。新年树闪闪发光。人们围坐在桌子旁，快乐地高唱革命歌曲和军事歌曲，就好像他们从没去过古拉格集中营，也从没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件。我开始感到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的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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