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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制作成了一部场面恢弘的大电影，虽然我没

    有把它拍出来，但是我把它存在了自己的脑袋里。这部电影由许多片断组成。（沉默。）我们都是《启示录》的传播者。

    有一次，我们和士兵们一道，走进了一间小棚子，棚子里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好了，女士，我们走吧，离开这儿。

    当然了，孩子们。

    你先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奶奶0

    我们在小棚子外一边抽烟，一边等她。过了一会儿，这位老太太走了出来：她带了一座小雕像、一只猫，以及一个塞满了东西的小包楸。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老奶奶，你不能带这只猫走。这是被明令禁止的。它的皮毛上带有辐射。

    不，孩子们，没有它，我哪儿也不去。我怎么能丢下它？我不会把它独自留在这里。它是我的家人。

    于是，这位老太太，以及那棵没有任何气味的苹果树就构成了我这部作品的开头。现在，我只拍动物。有一次，我把自己在切尔诺贝利拍的照片拿给孩子们看，结果人们立刻发火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该看到那些东西。然而，孩子们就应该生活在恐惧当中，聆听大人们关于这一切的谈话吗？他们的血液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打乱。我希望能有五至十名观众，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整个电影院都坐满了。观众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男孩提问时稍稍有些口吃，而且小脸也涨得通红，看得出来，他平时一定是个很安静的小男孩：为什么没有人能帮帮那些动物？就在他说出这个问题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成了一个来自未来的人。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可以反映人遭受的苦难和接受及付出的爱，却不能反映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我们的艺术只有一个主角：人类。我们不会把自己降低到它们的层次：动物、植物以及另一个世界。而切尔诺贝利人的眼界却更开阔，

    他会向世间的一切挥手致意。

    为了这个问题，我四处寻找答案，询问有关的人，后来我获悉，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曾经有人提出过将动物和人一起疏散的计划。可是，该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呢？你该如何安置那些动物呢？好吧，也许你能够转移那些在地面以上生活的动物，可是你该如何处置那些生活在泥土中的动物呢;甲虫和蠕虫？还有那些在天上飞的鸟呢？你用什么方法才能把鸽子或麻雀也像人一样疏散呢？最重要的是，你该怎么处置它们？我们根本无法与它们沟通，把当前的情况告诉它们。这也是一个哲学难题。在这里，我们的情感正在发生变化。

    我想拍一部关于动物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人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