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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民众示威的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他们。现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的大多数公共广场都受到视频监控，任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被实时电子跟踪。最近一次调查得出结论，互联网使跟踪更容易、更便宜、作用更大26。

    通信的全球覆盖和方便快捷消除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动荡的差别，模糊了领导者的要求和呼声最大群体即时提出的要求。过去，一些事件的影响数月后才能看清，现在几秒之内就传遍全球。人们期待决策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效果也会通过同一即时网络全球传播。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新外交认为，如果足够多的人聚集起来，公开呼吁政府下台，并用数字手段传播他们的诉求，那么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西方应当给予道义甚至物质支持。这种做法要求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立即明确表达认可。西方国家放弃该国执政当局的消息会再次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进一步的宣传和肯定。

    如果说旧外交有时无法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力量提供帮助，新外交则有与战略脱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干预的风险。新外交还未能评估主要参与方的长期意图、成功前景及执行长期政策的能力，就要向全球受众宣称绝对的道义。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这正是政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但仅凭这些，而不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诺言将难以实现。

    伟大的政治家，不管个性多么不同，几乎都对他们社会的历史有本能的感情。正如埃德蒙middot;伯克所写的：从不回首追忆前人的人，也无法寄望于后人。27那些致力于成为互联网时代伟大政治家的人持什么态度呢？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再加上顽固的一意孤行，威胁着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和民众。由于领导者越来越不是计划的发起者，他们需要靠意志或魅力来掌控局面。广大民众更难接触到公开辩论背后人们看不到的东西。美国、欧洲等地的重要法律文本经常长达数千页，其确切含义即便对投赞成票的议员来说也晦涩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