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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史表明，每一种进攻性技术能力最终都会被相应的防御性措施抵消，虽然每个国家不会平等地获得这种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技术欠发达国家必须接受高科技社会的保护吗？结果会是过度紧张的力量平衡吗？核威慑表现为破坏力的平衡，但一旦使用核武器，这种平衡将不复存在，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攻击没有预警，威胁突然降临。

    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威慑也不能建立在对称报复基础之上。如果网络攻击只限于特定的功能或范围，同等反应对美国和对攻击者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重要工业经济体的金融架构遭到破坏，那么受害者只能针对袭击者微不足道的同等资产进行反击吗？或者只针对实施攻击的电脑？这都无法构成充分的威慑，那么问题变成了虚拟进攻是否应该受到相应反击？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按照何种对应方式反击？新的威慑理论和战略学说尚在酝酿之中，急需向前推进。

    最后，建立一个全球网络环境框架势在必行。它也许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但建立框架的过程将有助于领导者认识到危害和后果。在对抗过程中，协议即便无足轻重，至少也能防止因误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

    此类技术的困境在于，除非对一些关键能力形成共识，否则不可能确立行为准则。但主要行为体不愿将这些能力公之于世。美国要求中国约束利用网络获取商业秘密的活动，并声称这些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可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自己的网络行为呢？

    因此，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非对称性，是一种内在的混乱秩序。许多战略对抗的重点由实体转向信息领域，如数据收集和处理、网络渗透和心理cao纵。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就会产生危机。

    人的因素

    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13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