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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middot;冯middot;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3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