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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36，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37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38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39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40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专制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41。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42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