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第1/4页)

    阿密尔又高又胖，一派乐天而又勤奋，是四个小孩的父亲，经营这家酒吧已有数年。他和布隆维斯特结为好友，不是因为布隆维斯特是特别熟的常客，而是因为他们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互相帮助过。曾有一两次布隆维斯特在家招待女性客人，却没时间到酒品专卖店买酒，阿密尔便为他提供一两瓶红酒，而布隆维斯特也曾帮助过阿密尔的一位没有身份的朋友写信给相关单位。

    “什么风把你这位贵客给吹来了？”阿密尔问道。

    “我来见一个人。”

    “很有意思的人吗？”

    “应该不是。莎拉还好吗？”

    莎拉是阿密尔的妻子，刚刚动过髋关节手术。

    “还在嗷嗷叫，吃止痛药。”

    “听起来很辛苦。替我向她问声好。”

    “好的。”阿密尔说，随后两人东拉西扯了一会儿。

    但李纳斯没有现身，布隆维斯特心想这八成是个恶作剧。不过话说回来，要整人还有比骗你到邻近酒吧更好的做法，因此他又多待了十五分钟，聊一些有关金融与健康的话题。然后正转身走向大门准备离开，李纳斯出现了。

    谁也不明白嘉布莉·格兰最后怎么会进入瑞典国安局，而最不明白的人就是她自己。一直以来，人人都认定她是那种前途一片光明的女孩。昔日同住在耶秀姆高级郊区的女性友人看她都三十三岁了，既没名气也没钱，也没嫁给有钱人（其实是根本就没嫁出去），都为她着急。

    “你是怎么回事啊，嘉布莉？你想当警察当一辈子吗？”

    大部分时间她都懒得回嘴，也懒得指正自己不是警察，而是被挖角去当分析师了，而且她最近正在外交部写一些具有空前挑战性的主题，又或是暑假期间她都在《瑞典日报》担任写社论的资深记者。除此之外的工作，其实大多都不能谈，因此她干脆保持沉默，即使任职国安局被视为极其低下的工作也只能忍耐——不止那些势利的朋友这么想，身边的知识分子更是这么想。

    在他们眼中，秘密警察就是一群行动笨拙、思想右倾的白痴，为了一些基本上属于种族歧视的理由，就对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穷追猛打，但为了保护苏联间谍，即便犯下重罪或侵犯人权也丝毫不会良心不安。说真的，有时候她也有同感。组织里有无能的人也有不健全的价值观，而札拉千科事件至今仍是一大污点。不过这只是一部分事实。振奋人心且重要的工作也同时在进行着，尤其是人事大幅改组之后的现在，有时她感觉到最能了解目前世界各地动荡局势的地方就在国安局，而不是在任何社论文章或演讲厅中。不过当然了，她仍时常自问：我是怎么来到这里，又为什么会待下来？

    说到底，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虚荣心。当初联系她的不是别人，正是新上任的国安局长海伦娜·柯拉芙。她说经过这么多风波和舆论的挞伐，招聘新人的方式必须重新思考，我们需要“引进大学里真正的精英，而老实说，嘉布莉，你就是不二人选”。一切就这么定了。

    嘉布莉首先受聘为反间谍分析师，后来加入产业保护小组。她年轻，有种中规中矩的魅力，虽然被取了“爸爸的小情人”“目中无人的上流贱货”等绰号，但她反应快、吸收力强、想法不受限于框架，是新进人员中的明日之星。而且她会说俄语，是就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时学的，不用说，当时的她肯定是个模范学生，却始终不是那么热衷学业。她梦想的不只是从商度日的生活，因此毕业后便去应征外交部的工作，当然也顺利录取。但她觉得在这里也不特别刺激有趣——外交官太死板，头发梳得太油亮整齐了。就在这时候，柯拉芙找上了她。如今嘉布莉已经在国安局工作五年，虽然过程不怎么顺利，但才能终于逐渐受到肯定。

    这是难熬的一天，而且不只是因为天候恶劣。组长拉尼亚·欧洛夫森一脸阴沉不快地出现在她办公室，告诉她出任务的时候最好别搞暧昧。

    “搞暧昧？”

    “有人送花来了。”

    “那是我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