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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徒然给瓦剌多送了一些财物而已。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因国不能无主，她自己又是女流之辈，不得不命明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此时此地，言必三思，众情忧惧，嗫嚅久之，不知所为。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沉默了许久后，翰林侍讲徐珵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唯南迁可以纾难。”

    意思是说，从星象上观察，金秋荧惑星曾入南斗，从历数上推算天命已经转变了，现在只有赶快南迁，可以避免大难。

    徐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吴县人，后改名为徐有贞。宣德八年（l433年）进士，因文章书法出众，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正统二年（1437年），进为翰林侍讲。其“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有人说他“矮子肚里疙瘩多”，也有人认为他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对其学识极为佩服。

    早在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之前，瓦剌南侵，边报紧急，徐珵夜观天象，发现“荧惑入南斗”。荧惑即是火星，外表橘红色，在西方称为“战神玛尔斯”。南斗六星分别为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专掌生存，故民间又称为“延寿司”。据《史记·天官书》载：“荧惑出则有兵，入则兵散。”荧惑不但出现，且侵入南斗，是大大的不吉利。徐珵感觉到局势不妙，开始惊慌失措。

    朝中大宦官王振正当权，对持异见者大肆打压。徐珵料想天子亲征势在必行，不愿意惹是生非，所以没有将天象预兆上报英宗皇帝或者其他重臣，只是悄悄告诉好友太医院御医刘溥，连称：“祸不远矣。”并让妻子带着家小立即返回故乡苏州。

    当时正是秋老虎的季节，天气闷热难当，旅途自然更加辛苦，徐妻不愿意因为所谓的“天象”就胡乱折腾。

    徐珵发怒道：“那你留下来给鞑子当老婆好了。”徐妻见丈夫当真动了气，这才携子南归。

    等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朝堂上，徐珵见他根据天象的推算应验了，不免既得意又忧虑——

    得意的是自己推算无误，且有先见之明，将老婆孩子打发回了老家；忧虑的是皇帝身边有五十万精锐护驾，都被敌人俘虏，而京城如此空虚，如果瓦剌军到来，根本不堪一击，他到时不免也要跟皇帝做伴了。

    又见百官六神无主，便第一个站了出来，公然倡言南迁到陪都南京。说得堂皇些，是避开瓦剌兵锋；说得难听些，就是丢弃北京城逃跑。

    彼时京军劲甲精骑皆已经陷没在土木堡，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城内军士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满朝文武对此心中有数，听了徐珵主张逃跑的话后，面面相觑，虽然没有立即附和，但绝大多数人心中都已经开始动摇。

    一时群臣人心惶惶，人情汹汹，只知“聚哭”，不知所为。主持朝议的郕王朱祁钰对眼前情形不知所措，又不能甩手而去，只好一言不发。

    这时候，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份参加朝议的于谦挺身而出，声如洪钟，厉声怒叱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后来为了加强皇权，在诛杀功臣的过程中，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大大提高。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后，文人治国的势头逐渐明显，因为丞相制度被太祖朱元璋取消，朝政大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内阁地位日益上升，逐渐成为朝廷的政治中心。但是在名义上，内阁仍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不过是顾问的角色，阁臣的责任至多只能“票拟”，对于六部当然也没有统领的权力。

    而六部中以吏部和兵部尤其权重，吏部有用人大权，兵部则有国防大权，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兵部尚书别名“本兵”，既理军政，亦掌军令，“本兵”行边，遇有不称职守的将帅，可以就地撤换，不必先行禀报皇帝，足见其权力之重。

    于谦此时既是兵部的最高代理长官，已经是实质上的大明最高军事长官。他声色俱厉的话语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一时哭泣声顿止，无人敢挺身予以反驳。

    礼部尚书胡濙也站出来道：“成祖文皇帝将陵寝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有迁都之志。”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尚书是前任宣宗皇帝指定的五辅臣中的唯一在世者。他不疾不缓的语气，镇定自若的神态，给了众人极大安慰，殿上人心略安。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大学士陈循等也都表示赞同于谦的意见。司礼监提督太监金英见重臣多反对迁都，便立即下令将徐珵赶出大殿。眼见徐珵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少数与他见解相似的大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声，于是朝堂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