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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父亲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长子。。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父亲回到项城的第二年，袁保恒从西北回来了。他看到我父亲的相貌，听到我父亲那善于应对的口才，非常喜欢。那时候他正在西北帮着左宗棠办理军务，因此就把我父亲带到西北去了。后来，他调到北京，再调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都让我父亲跟在他的身边。他的想法是：我父亲如果长久住在项城，容易见闻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扩大眼界；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我父亲用功读书。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请了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亲学做文章，学做诗，学写字。但是，我父亲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别是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所喜欢的，却是老师们所禁止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的一些书籍。他读书的成绩虽然不很好，可是他从叔父让他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

    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那时候，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专程来拜访。两个人见面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

    在这期间，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没有考中，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他所想的办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这个想法，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帮助他进京谋事。可是他到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腥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赢去。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转项城。后来，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

    从戎发迹

    我父亲22岁回到项城。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