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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势甚张。袁性愎专断，与民党水火。至是益欲集权于一人，施用暗杀手段，去其政敌。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素主张政党内阁，于长江各省宣传，并反对五国银行借款进行，袁益忌恨，三月二十日，买使狙击之于上海，殒焉。凶犯武士英被获，词连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等，舆论集矢政府。

    国会选举揭晓后，国民党以多数党成为执政党，全国各方面一致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为内阁总理。

    1913年3月21日，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往北京，参加国会的开幕典礼。刚上火车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腰部。宋大叫一声，随即倒地。到车站送行的国民党人黄兴、陈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急忙把宋扶上汽车，送往附近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治。当晚动手术，在宋的右腰钳出子弹一颗，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严重。半夜里宋从昏迷中醒转来，睁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呢？”留在医院的黄兴抢步上前喂了他一口开水，连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现在外患日深，库伦形势险恶。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去，调和南北意见，以便一致对外。可是……”他说到这里，感到伤口剧痛难忍，他勉力支撑着喊道：“快拿笔墨来，替我写上，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

    黄兴急忙拿过纸笔来，照他口中所念的词句写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此后宋又陷入昏迷状态，延至22日上午4时身亡，年仅32岁。他是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所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紧急通告，叫全体党员“一律臂缠黑纱为宋先生服宋教仁遗影丧”。孙中山在东京接到噩耗，于25日匆匆赶回上海，参加治丧典礼，并亲笔撰写挽联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政治大血案。过去彭家珍刺死良弼，周符麟暗杀吴禄贞，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张振武，都曾震动一时，但都不及这次血案影响之大。这是因为，这次血案的被害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此时国民党与北洋派明争暗斗，“武力统一”与“二次革命”之说甚嚣尘上，而这位国民党领袖又是一个主张调和南北的温和派，此番被人暗杀，可能引起又一次南北战争。因此全国人心惶惶，预感大祸将临。

    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方面纷纷揣测，这件政治谋杀案究竟是谁主使的呢？袁世凯是惯于用暗杀手段对付政敌的老手，可能是他主使的。但是，国民党已经公开表示拥护他为正式总统，宋教仁又是主张与他继续合作的中坚分子，杀一宋教仁而与国民党破裂，南北统一之局也将不保，对袁有何好处？从这一点看来，此案又不像是袁所主使的。

    仅仅隔了一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地摆出来了。

    3月23日，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跑到四马路中央巡捕房自行投案。他说：“十天以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售古董。他给我一张照片，叫我下手暗杀此人，许我事成之后酬洋一千元。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没有干过杀人勾当，所以一口拒绝了。今天看见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暗杀的人，所以特来投案说明。”

    宋案幕后指使国务总理赵秉钧捕房根据报告，立即派眼线去跟踪应桂馨，当天在湖北路迎春坊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家找到，当场予以逮捕。第二天，捕房派人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那里捉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矮子，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桂馨与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二人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以及其他有关证件多起。这些证件充分说明：行凶的主谋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教唆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组织行凶者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杀人者是失业军人武士英。

    证件的主要部分有下面几个文件：

    （1）民国二年（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密电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电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2）2月2日应桂馨致赵秉钧“应密冬电”一件，内称：“民党（国民党）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3）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两件，上面写着：“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洪称应）应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

    （4）2月4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冬电（2月2日应的电报）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5）2月2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一件，上面写着：“来函应的函件。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智庵，赵秉钧号。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