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_第8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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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 (第1/4页)

    但,无论察举或荐举,都不考试。

    或者说,只考察,不考试。

    结果是什么呢?考察成了形式。东汉末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人才,不少是假冒伪劣。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帝国也就灭亡。

    南朝的情况也不佳。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他们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现,生冒牌货;讲门第,出寄生虫。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但,办法呢?

    考试。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17]

    比如徐凝和张祜(读如户)。

    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诗人。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张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徐凝则诵曰: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不能对,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18]

    然而中晚唐以后,世风日下,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甚至仗势欺人。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闯进贡院 (考试机关和考场)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锴也只好说:别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谦答:上头说了,状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锴无奈,低头说: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

    裴思谦又答:我就是裴思谦。[19]

    这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从上到下严防死守。一旦发现通风报信、泄漏考题、买通关节、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毫无疑问,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

    因此,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第一种是生徒,也就是国学、州学和县学的学生。由于上学有名额,所以生徒也叫生员,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第二种叫乡贡,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就可以向州县报名,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

    这就是海纳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自举”。[20]

    自举,也是了不起的进步。

    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徒和乡贡,在唐代都叫举人,也叫举子。如果是常规的科举考试,他们必须在头一年的十月向尚书省报到,验明正身,次年正月参加考试(地点前期在尚书省都堂,后期在礼部贡院),放榜则大约在二月份。

    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

    那么,科举都考些什么?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绩以文理的优劣分为四等。这是非常难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举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长官就要受处分。结果是此科因渐渐无人报名而被废弃,秀才也在明清变成了生员的代名词。

    容易考的是明经,比秀才容易比明经难的是进士。明经和进士都是考试科目,而且进士科是隋炀帝发明的,目的则是打破士族垄断经学的限制,向庶族地主敞开大门。因此学术界往往将隋炀帝设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之始。[21]

    事实证明,进士科设计正确。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前者只要死记硬背,后者却要真才实学,难怪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22]

    然而唐人对进士科却是趋之若鹜,因为进士科的时务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晓时事的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提出对策),录取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一二。因此进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面子的事,岂能没有吸引力?

    何况进士前程远大,是高级官员的候选人。当然,按照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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