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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稺。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稺，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稺。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为此，陈蕃专门在寝室为徐稺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他留下过夜。陈蕃希望徐稺出来为朝廷效命，但徐稺不为所动。因为徐知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他很欣赏陈蕃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稺：“我见豫章隐士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当时，徐稺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就是隐士的力量。徐稺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稺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但徐稺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稺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