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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不会中途夭折”。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人力资源还是土地面积都不具备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它无法保证富余产品的稳定产出，更无力供养具有充分消费能力的民间市场。

    中国自古是单一制君主集权国家，庞大的帝国组织靠直接向全国小农阶层抽税来维持。在那个时代尚无现代经济理论，国家计税毫无科学依据，只能简单向全国平均摊派，不具备宏观调控功能，对社会经济并无积极作用。财政税收又多被用于奢侈挥霍或豢养军队，巨额财富无法回到正常的经济流通领域，民间经济即不能从中获利，私人财富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资本自然无从积累。这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

    而李曜和他推行的改革的出现，则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契机。农具革新，他做了，而且在继续做；朝廷经济制度改革，他已经开始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他正打算推进……

    (无风注：前段时间我看见有读者留言说李曜没怎么改变这个社会，理由是历史变化不大，我震惊了。就算是纯剧情党，完全不看我写的各种分析，可书里那么多制度上的变化，难道都被无视了么？)

    至于为何一定要如此全力推进制度改革进入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会使得整个民族具备更强的开拓精神，当摊丁入亩一段时候，人口爆炸，国内工商业发展已经无法满足大资本家的胃口，那么……海外殖民地必然是一个最佳选择。

    而且，李曜早已想好，将来还要将开疆拓土的奖励跟升官、发财同时绑在一块儿，甚至还可以绑上……皇权。当然，那都是后事了。

    总而言之，李曜的各项改革，如同他的军事作战一样，总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只要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也就会——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215章 北都风云(四)

    长安，崇义坊。

    原先的陇西郡王府除了牌匾已经换成“秦王府”之外，一切都与此前无异。今日虽然雪大，王府门前依旧车水马龙，朝廷高官、军中名将这一日仿佛进班似的，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前后仿佛相约，明明前脚后脚，却总不会遇见。

    如今停在秦王府门前的马车共有九架，一字排开，车把式都未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