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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