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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与王宗范本来并非一伙，而且看起来面色和善，并无杀气，便回答道：“大唐并非西天极乐世界，天下纷争，非由我起，非我能止。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让天下尽可能快地恢复太平。我的关中河中等地兴修水利、开荒劝农，又农商并举、鼓励创新，无非是希望世间万民俱能平安喜乐，为此即便被某些人斥责为变乱风气、奇巧yin技也在所不惜。”

    智乾还欲说话，王宗范已然问道：“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附文：

    近来对契丹、渤海以及前蜀着墨见多，有些读者似认为偏离本书大纲，与主旨无关。前蜀是中原版块，读者诸君大致还能理解无风的用意，契丹与渤海大概是有异议的地方。这篇附文主要以契丹来说明我开始加强这些周边势力着墨的重要性。

    历史上，公元907年时，唐朝灭亡之时，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比本书中即位略迟数年。按照原历史，9年后，阿保机仿汉制称帝，建元神册。无风以为，对916年这一时机选择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907年的理解。而要明白907年的决策背景，又必须对唐天复元年阿保机主政后的作为进行分析。

    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契丹乘时而动，时有入寇幽燕之举。但在阿保机崛起之前，由于没有一位强人领袖，契丹南下侵扰，在军事上并不成功。而天复元年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菫的身份主政后，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观。根据《辽史》，唐天复二年七月，即阿保机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阿保机对中原政局的介入，不仅表现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中原军阀接触，周旋于唐末最强大的两支藩镇势力晋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间。天祐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辩，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也完全是另一副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