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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宪不愿做皇帝罢了，当然，也没有机缘。但再坚实的兄弟关系在权力斗争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你无称帝之心，并不代表你周围的人没有拥立之意。玄宗的四位兄弟再加上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守礼五位正统的皇室贵族，正是玄宗的防备对象。为做到防患于未然，玄宗李隆基未雨绸缪，即位后不久便实施了一整套削弱诸王势力的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宅邸监控、调任地方和情感关怀这三个方面。

    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一同居住在长安的兴庆坊中，也称其为“五王宅”。“及先天之后，兴庆是龙潜旧邸，因以为宫。”而玄宗为表示其兄友弟恭，亲密无间，便让兄弟们都住在了兴庆宫的周围。“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挥，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同时，“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还时常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这个花萼相辉之楼无疑就是一座瞭望塔，登高远眺，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尽收眼底。如有异动，便可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若查看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则不难发现，建花萼相辉之楼的目的直指宁王李宪。李宪所居住的盛业坊紧邻兴庆宫并位于其的正西方向。李宪的王宅在盛业坊的东南角，而花萼相辉之楼则在兴庆宫的西南角的西侧。其位置与李宪宅在同一横线上，之间只隔有一条路与两道围墙。登高观览，李宪府邸内的状况就如同“现场直播”。看似生活潇洒无拘无束的李宪，其实完全生活在玄宗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事实上，花萼相辉之楼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玄宗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此时的玄宗不免有些许担心，何物如此重要，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很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对宅邸的监控还反映在诸王与朝中大臣的交往上。他曾发布“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的命令。薛王李业就因与大臣张说交往过密而遭到玄宗的怀疑。但由于李宪不善交际，所以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总体上来讲，诸王对玄宗的心思也是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玄宗即位初期，开元二年至八年间外放诸王到地方去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同时，为巩固兄弟情谊，“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身处京城之中，诸王的生活在玄宗的关怀之下也非常充实。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还要“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则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必需。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玄宗正是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来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礼尚往来必定是最常用的交流感情的方式，对于皇帝来说，那就叫赏赐。玄宗“居常无日不赐酒酪及异馔等，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食之稍甘，即皆分以赐之。宪尝奏请年终录付史馆，每年至数百纸。”赏赐只是额外收入，诸王的实质收入还是食封。“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玄宗即位后，“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只有其父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食封数量多于李宪。物质享受在帝王之家向来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难能可贵。“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药及珍膳，相望于路。”人在生病时，不仅抵抗力差，而且精神也十分脆弱。一旦受到他人的关怀，非常容易感动。史书上曾有玄宗为薛王李业亲自煎药，甚至不小心将自己的胡子烧着了。虽然关于李宪生病情况的史料中没有玄宗亲自煎药的记载，但李宪作为玄宗兄长，长兄如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李宪身上。

    宁王李宪的后半生，就在玄宗李隆基如此这般的“关照”之下平静度过了。

    在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从质地、字迹特征、规格尺寸，并与《唐大诏令集》所载让帝、恭后哀、谥册原文比较可区别为四副，其中之一为让皇帝哀册。当中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又追崇之义。……昔真人述作，表高洁于让王，太伯闻乎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