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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而淮河则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若以一句话道明两则关键，则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杨行密虽然未曾具体总结出这两句话，但他实际上是有这方面认识的，这也正是其西征荆襄的根源所在。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曾有人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眼下杨行密并未得到山东，但其势力覆盖了整个淮泗，若与李曜联姻之后，再通过一些手段得到山东，南朝国中之国又岂止是幻想？

    杨潞窥见父亲面色，就知道自己这一说挠到了他的痒处，当下趁热打铁，继续道：“若要成就这南朝国中之国大业，尚缺四条关键，其中一条，耶耶一声令下便能成事，那边是迁治所于金陵府，如此则可凭长江天险与北方强邻相持。”

    杨行密皱眉道：“治所若迁往金陵，越王势必集兵北线以防备于我，如此我亦须备大军于南线以防备于他，如此还谈何防备北方强邻？”

    杨潞道：“这便是尚缺的三条关键之一了。”

    杨行密心中若有所思，大概猜到她要说什么，但仍问道：“你且说来听听。”

    杨潞便道：“我淮南，北有朱温，南有钱鏐、钟传，再远还有闽地以及岭南，若将西线也算在其内，则还临近赵匡凝、马殷。除开朱温不算，论威胁，莫过于钱鏐，且钱鏐在这些藩镇中实力最强，最难对付，淮南欲成大事，上策便是先平钱鏐。”

    杨行密知她尚未说完，也不打岔，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同。杨潞便继续道：“可钱鏐历来滑头，一边对朝廷方面上贡示忠，一边也绝不得罪朱温，是个风吹两面倒的骑墙派。一旦我们要对付他，朱温势必出面干涉，如此我淮南腹背受敌，乃是兵家大忌。要想集中兵力对付钱鏐，唯有使朱温无法对我淮南进行干涉……如今晋王跌遭打击，怕是没有这等余力了，天下虽大，能指望在此一事上帮得了我们的，就只有李正阳一人。”

    杨行密对此完全没有异议，点头表示认可。

    杨潞便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