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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曜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心中并非没有得意，只是他知道，自己只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后世学者的分析中找出克制朱温的法子而已。

    太远不说，就从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九日说起。这一日，在位十四年的唐懿宗李漼病逝，终年四十一岁。在宦官的扶持下，年仅十四岁的普王李儇“被皇帝”了，是为唐僖宗。

    李漼当年做皇帝的时候，还没熬到改元，浙东的私盐贩子就开始舞枪弄棒搞“武装大游行”。这会儿换成李儇，私盐贩子似乎多少给了点面子，改元之后才想起闹事。

    乾符元年（874年）十二月，私盐贩子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率三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短短半年时间，起义军横扫曹州、濮州地区，发展到数千人。

    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说反就反？

    关于这场大暴动的起因，廷臣和史官给出的说法是关东（指崤山以东的中原地区）连年水旱。

    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历史有一个很扯淡的规律，只要提到“饿殍遍野”、“人相食”，官方的统一口径都是灾荒，水灾、旱灾、蝗灾，连续几年反复折腾、一直不消停的那种，正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其实他知道，这全是屁话，至少对唐朝而言，百分百的胡扯！

    裘甫、王仙芝，他们是什么人？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的理念是什么？心忧盐贱盼天灾。——有灾，就有大钱可赚啊！

    对于官方的论调，私盐贩子肯定不认同：那些认为天灾导致我们有钱不赚、带头造反的官老爷们，请不要以你们的智商来侮辱我们的智商！

    有一种悲观主义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充斥着歪曲、捏造与隐瞒的谎言。因此，研究历史就等于研究谎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谎言，毫无意义。

    李曜谈不上乐观，更不敢妄称专业，但他觉得，谎言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谎言的背后，就是真相！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乐趣所在。

    裘甫起义时，私盐贩子造反的根源是官府对他们“定点清除”。打击非法，本身无可厚非，官方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将黑锅扣到老天爷头上呢？因为“定点清除”无法构成起义的充分条件。——除了领头的几个人以外，起义军绝大部分是农民。

    官老爷们需要讲清楚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跟着造反？

    原因就是没饭吃，但老百姓为什么会没饭吃？

    百姓没饭吃，官方的说法是关东地区连年水旱，这一解释有效地解决了武装暴动的区域问题（有暴民之地必有灾）和规模问题（有灾之地皆绝收）。有灾没灾，只有老天爷知道，但他开不了口、喊不了冤，最终的结论是——天意！国运如此！

    多么完美的逻辑！

    逻辑很完美，但起义军不认这个账！王仙芝等人的说法是“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李曜高中在课堂上就偷看了几遍的《资治通鉴》更一语道破天机：“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

    老百姓饿肚子以至造反，根源就在于——税赋太重！

    晚唐的税赋有两个特点：税种多、折价低。

    “税种多”容易理解，乱七八糟都是税。

    比如说国税方面，唐德宗时期曾经进行过改革，将诸多税种合并，推行“两税制”，即一年只按规定标准征收两次，减轻百姓负担(无风注：本书前文曾论及，此处不再详述)。想法很好，但朝廷不能喝西北风，实际执行下去之后，变成了在原税种基础上新增两次计税，“减法”成了“加法”。

    地税方面就更离谱了。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地方官员的“进献”成了中央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进献”当然得由百姓承担，而且地方官员攀比成风，地方税赋逐年增加。(无风注：此事本书前文也曾论及，此处亦不再详述。)

    即便如此，朝廷的钱还是不够花。唐宣宗时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是922万缗左右，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实际支出是1200多万缗，赤字达300多万缗。

    税种已经多得很离谱了，但钱还是不够用，怎么办？朝廷又想到一个办法：征“未来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