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节 (第2/13页)

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福泽的文明论的提出，在日本的环境下，的确比在中国要容易。正因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而中国的皇权和官僚又负有捍卫意识形态的重任，不会容许辱没天朝大国的体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处的时候也不禁慨叹，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仿佛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排除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两国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对文化冲突的实质，儒家文化的价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福泽喻吉都大致领先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传统思维束缚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约要严重的多。

    李曜记得他穿越前的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这件事如果认真谈起来，其观点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可问题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李曜近来时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