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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曜提到大唐钱庄的金币、银币乃至将来的纸币，都可以用来直接以两税法规定的钱币纳税来上缴朝廷。不得不说，这位皇帝陛下的金融知识在李曜看来纯属零分。李曜甚至在心中忖道：“这朝廷上下完全没看出大唐钱庄所铸造的钱币可以直接纳税意味着什么，我要是想从中牟利，只需要提高币值，而实际所用金、银的纯度低于足金足银就足够赚得盆满钵满，而民间如果只用这钱来交税，那么最终亏本的就只剩这个朝廷了……”

    当然，他要一个能赚钱的金融体系，却并不打算用这种手段扰乱经济发展，所以钱币的铸造，肯定不会在这上面短斤少两。

    从东内出来后，李曜直接回了自家王府。他这个“首相”干得轻松，平时也不揽权，并不因为自己在宰相中地位最高或者说军控了长安，就将中书门下大小事务一齐把持住。政事堂的执笔宰相制度依旧施行着，而他这个首相，反而早已有天子下诏优抚，大体意思就是他想去做执笔宰相时，提前一日通知诸相即可，诸相的执笔安排就随之往后挪动一天。

    权力很大，自由度却很高。这似乎也算是军阀控制中枢的典型模式之一了。

    虽是回了王府，但李曜却也并非回去休息，路上他就派人通知了万年县令和几名大唐钱庄的负责人到他府上候着，今日还有要事要办。

    大唐钱庄还在筹备期，正准备择日开张，主要的负责人都暂住崇义坊周围，受到李曜的命令，立刻就赶去了。李曜回到家中时，这批人都已经赶到他府中。倒是治所相距崇义坊也并不远的万年县令，这时还未曾到来。

    这次李曜命钱庄的诸位负责人前来，主要是最后商议一下钱币的防伪手段。

    历史上出现过假币事件难以详述，有时，假币泛滥甚至会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近代史上就曾有人把制造假钞作为摧毁敌国的一种武器。1762年维也纳银行采取了当时一般的防伪方法，发行了齐多尔银行钞票。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于1806年攻占维也那并下令复制齐多尔票的印版并没收了原版，在巴黎、意大利大量印制齐多尔银行的假钞。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制造伪大陆票，进入美国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下令组织专家们，用精美的水印纸仿造英国纸币，为第三帝国发动战争筹措资金。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掠夺中国财富，发行伪钞则是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之一。

    李曜穿越前，记得人民币“换届”那会儿曾看见过一个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各类仿冒高档商品和伪造票证等形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之多。在国际市场上，那五年之中有纪录的重大商品假冒伪劣事件就已超过2000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医药、食品、烟酒、饮料等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常使人防不胜防。

    或许正是因为假币、假货层出不穷，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防伪印刷便悄然诞生了。

    没有李曜改变过的大唐，就有成都人始创了水纹纸，这在造纸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在防伪上。水纹纸的做法，一是印明花法，类似木刻水印；二是印暗花法，即后世人们熟知的水印。在宋代，成都特制楮纸在抄纸过程中进行了特殊的砑花，难以仿冒，所以包括交子在内的宋代纸币用纸均在成都制造，造水纹纸的工艺被用作纸币的防伪措施之一。就算是在后世，水印也仍然广泛用于印制需要防伪的高级公文纸、钞票、护照、证书、账册等。

    这种水印法，是李曜从《天工开物》里看到，并提示河中军械监试制成功的。其第三个步骤，叫做荡料入帘。乃是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用力舂成泥状，再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于是纸纤维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大概是后世的20公斤。不过抄纸的难度还在于，抄的轻纸会太薄，抄的太重纸又嫌厚，这就全凭工匠的经验，李曜目前还未想到怎样把这个控制进流水线生产中，不过却把这个难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军械监的相关技术组。

    李曜之所以肯定唐末时已经可以考虑实现纸币流通，主要是因为北宋时交子的大量流通并未出现大的麻烦(无风注：其实宋朝经常因为多发交子而出现通货膨胀，但那是政府的金融掌控力太差，或者是故意掠夺民间财富——如我大天朝)。

    中国毫无疑问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但可能被西化掉的头脑很难相信，其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义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

    《周礼·载师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