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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像王维、杜牧这样得到推荐，举子们便把自己平时得意的诗文编辑、誊清为卷轴，投献给当时的权贵、名流。这种风尚就叫做“行卷”。一次不够，隔日再投，称为“温卷”。白居易以《赋得古草原送别》向当时的名士顾况行卷。顾况笑着打趣眼前这个只有十六岁的书生：“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已不禁倾倒，赞叹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卢储的行卷就更是一个浪漫故事了。他向尚书李翱投赠诗文时，正逢主人外出。李翱年方及笄的爱女从案几上捡起卢储的卷轴。细细诵读后，李小娘断言卢储一定会是状元郎。这话恰好被回来的李翱听见了。数日后，他就托人向卢储提亲。一卷诗歌成就了一门姻缘。来年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卢储的洞房花烛夜。这位新状元(又称“状头”)兼新郎官的才子乘兴写下了一首催妆诗：

    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

    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时入晚唐，行卷之风已盛行长安。杜牧行卷时编了一卷诗，共一百五十篇；皮日休行卷时编了《皮子文薮》十卷，二百篇；《唐摭言》记载，举子薛保逊行卷的时候所编的卷轴粗大无比，号称“金刚柞”。每到春闱前，公卿门前的举子如过江之鲫。他们送来的卷轴多数都没有能送到主人的案几上。看门的老妪用写满锦绣文章的卷轴代替守夜时用的脂烛，照亮了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谁的卷轴能放到公卿名士的案头呢？当然是门第显赫的士族子弟。透过刚才提到的几个故事浪漫的情节，可以看见一点儿都不浪漫的本质：王维出身于号称银质金饰的太原王氏，杜牧的祖父杜佑是声名显赫的元老重臣，卢储是海内“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醉；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来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春，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性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我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