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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唐以降，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李晔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而且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

    李晔牛刀小试，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不由为有这样的君主而欢欣鼓舞，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史称昭宗“践阼之初，中外忻忻”。

    至于杨复恭，他在扶立昭宗后，自认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这个左神策军中尉的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新皇帝将是吉王李保或僖宗之子，怎么也轮不到李晔。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李晔为门生天子。每次上殿面君，都是坐轿入殿，毫无人臣之礼。

    然而李晔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比之僖宗登基时足足大了十岁，又曾在成都参于朝政，处理事务，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李晔从来没有像兄长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场面上，李晔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要国事都和宰相们商议，采纳意见多听从宰相的。暗地里，李晔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杨复恭没想到，自己口中的“门生天子”压跟儿就没想理睬他，并且还不动声色、抽丝剥茧般地分解削弱自己的权力。其实李晔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宦官在宫廷内外的种种罪恶：宦官不仅在廷外飞扬跋扈，在宫内也是一手遮天。而最令李晔耿耿于怀的是广明元年，避难成都途中，大宦官田令孜的一鞭之辱，这次宦官引发的事件对李晔的刺痛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李巨川心中暗暗觉得，皇帝可能认为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而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父兄懿宗、僖宗甚至包括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每想到宦官误国欺君、馨竹难书的罪行，皇帝可能就深感此辈不除，大唐中兴无望、社稷堪忧。

    正因为有这种看法，皇帝经过对时局的具体分析，初步制定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统治方略：一、解除宦官在朝中的权力，提高皇帝的地位；二、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

    解除宦官的权力和提高皇帝的地位是互为因果的。政治无非就是一种平衡，通过压迫或妥协来达到目标。

    李曜见李巨川面色逐渐平静，眼中有了几分了然之色，心中暗道：“李袭吉虽然博学多才，但此人君子品行，不擅阴谋诡计，而这李巨川却似乎比李袭吉更多了几分阴鸷，这种权力斗争上的事情，我略微一提，他便能够领悟。既然如此，待我再点拨他一番，看看他究竟当不当得起我的重用。倘若果然如我所料，则今后李袭吉主正，李巨川主奇，倒是一对好基友……哦，好搭档。”

    李曜于是轻咳一声，引起李巨川的注意，然后轻声道：“皇帝，天下至尊，却也是孤家寡人，其掌控朝政，在于用人。宰相、翰林、中尉、枢密……便是皇帝最为关键的棋子。”

    李巨川眼珠一转，略微沉吟，扬眉问：“明公是说，平衡？”

    李曜轻轻点头，又微微摇头：“有时候要平衡，而有时候未必要。七上八下……其实也不错。”

    李巨川微微蹙眉，仔细咀嚼李曜的这番话，他知道李曜这是在点拨自己，也知道这同时也是一种考验。为将来自己心中的抱负能够施展，他不能让李曜失望，搜肠刮肚冥思苦想起来。

    大唐自中唐以降，在朝廷的中枢体制中存在着四股势力：宰相、翰林学士、神策军中尉、枢密使，皇帝一般也就是通过重用其中一部来控制政权。

    在这四者中，最有实力的要数宰相和神策军中尉。前者是政府官员的首脑、掌握着政府机关；后者则控制着御林军、维系朝廷的安危。相比之下，翰林学士、枢密使手中并无实权，只是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中枢成员并没有固定的轻重次序，四者都有过权力独专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而当时李晔登基之后，自然也要选择其中一个来辅佐自己治国安民。

    神策军中尉和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担任，此二者是打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