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节 (第1/5页)

    300x100＝5x100＋6x＋(5x100＋6x)x2／10；x≈3333里。

    即千里贩运可以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史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采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动取代粮食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中地狭，余粮不足以供应，而从外地运粮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与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书·食货一》后来写道：“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结，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第三“题”，开元六、七年，米斗3钱。开元九年，于阗粟斗别15文，折米斗26文。在粮价之差为23文时，能否实现粮食由关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计算结果是不能。因为在粮价差仅为23文时，粮食陆路贩运最远距离x为：

    26x100＝3x100＋6x＋(3x100＋6x)x2／10；x≈310里。而于阗距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里之遥。

    第四“题”，开元十三年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20文。开元二十五年，米斗之价钱13，青齐问斗才3钱。取青齐米价斗3钱，两京米价斗20文计算，青齐与两京问能否实现千里贩运？齐州至东都1244里，青州距东都1607里。齐、青两州距长安更远。若陆运车载由齐州贩粮至东都，米百斗的经营成本是：

    c＝3x100＋6x1244＝7764文，即每斗约78文。高出东都粮价58文。也就是说，在青齐与两京问粮价差仅为17文时，商人非但无利可图，还会赔本，故两地间的粮食千里贩运不可能实现。

    第五“题”，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沙州和籴粮价，其中粟斗估27文、32文；敦煌(即沙州)“五谷时价”，其中粟一斗直钱叁拾肆文。按粟价斗40文，米斗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价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粮价为开元二十五年的米斗13文，取沙州最高粮价米斗60文计算，其粮食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60x100＝13x100＋6x＋60x100x1／50＋(13x100＋6x)x2／10

    x≈600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总成本的22％，运费约占总成本的60％。

    第六“题”，德宗时期，关辅之地，年谷屡登，谷价约斗40有余，米价约斗70以下；而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若陆运车载，斗米150文的价格，求百斗米的最远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150x100＝70x100＋6x＋150x100x1／30＋(70x100＋6x)x2／10

    x≈875里

    而扬州到长安的陆路距离最近的也有2753里之遥。若水运，从长安至扬州2500余里的百斗粮食经营成本为：

    c＝70x100＋(700x3.75＋300x3.13＋1520x3.13)＋150x100x1／30＝14321.6文

    可见，无论水运、陆运，在长安与扬州间粮价差为80文时，不能实现两地间粮食远距离流通。

    第七“题”，若两地间粮价差为150文时，能否实现陆路千里贩运？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806年)，江淮大旱，宣州斗米价200。假定它处丰收，斗米50文，为卖出千米200文的高价，其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200x100＝50x100＋6x＋200x100x1／30＋(50x100＋6x)x2／10

    x≈1851里；若水运其距离可达5000里，这是指在沿流而下时。在逻辑上销售价为斗米200文时，粮食陆运距离可超过千里，可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事实正如李翱所述，当宣州米价斗及200时，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并无陆运车载米到来。因为水运费用远比陆运费用低廉，获利更多。

    第八“题”，开成五年(840年)，登州蓬莱县粟米1斗30文；莱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斗50文；北海县米1斗60文；青州粟米1斗80文；禹城县粟米1斗45文。登、莱、青、齐4州虽近处海边，限于唐代海运十分困难，危险万分，又远离运河，因此，4州间的交通只能依赖陆路。四地间陆路里程分别是：蓬莱县至莱州城235里，莱州城至北海县205里，北海县至青州125里，青州城至属城县330里，蓬莱县至青州540里。

    若当时从登州蓬莱县贩米100斗至235里外的莱州城出售，其陆运车载的经营成本：

    c＝30x100＋235x6＋50x100x1／30＝4577文，即米斗46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所贩每斗米的销售价至少需要达到54文。而莱州米价是每斗50文。虽获利稍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还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粮食购买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6％，运费约占31％。

    若当时从莱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