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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于外夷的宋人，对刘仁恭更是钦佩不已，如晃无咎便曾叹服刘仁恭“内困太原之讨，且惮其力以求附梁，虑亡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以晃无咎为代表的宋人还从其中反思本朝悉废藩镇之失，或以为过犹不及。然而李曜却对以宋人为代表的后世学者多只是称赏刘仁恭能“外病契丹”的一些事绩，而忽略仁恭父子与契丹相抗的整个过程一直处于被动表示不屑。

    宋人对刘仁恭身处危患之中而犹能“外病契丹”是颇为赞赏的，他们由刘仁恭而反思藩镇的作用，以为本朝悉废藩镇，大权尽收，过犹不及了一些。

    李曜嗤之以鼻的是，宋人只注意并夸大了刘仁恭能使契丹乞盟纳贿这一点，而有意忽略了那时的幽州在与契丹相抗的整个过程中实处劣势的基本事实。

    其实刘仁恭迫使契丹乞盟纳贿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契丹对幽州的侵扰从未停止过。契丹不但曾大败赵霸数万兵马，在与李克用结盟后，阿保机更是数掠幽蓟，刘守光自立后，亦出兵千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刘守光受册之日，契丹还攻陷了平州，平营蓟北几无宁日。幽州在与契丹的长期对抗中，大部分时候是处劣势的，可以说是仅有防御之力。造成幽州与契丹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因为当时契丹虽屡屡进犯，但一时尚无能力灭亡幽州，还不是刘仁恭父子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来自汴州梁王朱温与河东晋王李克用父子。

    其时梁、晋两强在河朔地区相争激烈，而燕蓟尤为其争夺之重点，因为燕之存亡，其实关系梁、晋双方成败。时魏博、镇、定多被迫附梁，梁若再得燕地，则可一统河朔，或再结契丹攻晋，灭之也易。晋亦自知若失强燕为邻，固难独存，形势所在，故燕地不可不争。

    而刘仁恭父子得以利用当时之形势，左右于梁晋之间以图苟存，确实是“虑亡不暇”，自然也就没有太多余力去对付契丹，仅有防御之力。至于刘仁恭父子对契丹的防御过程，可以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刘守光囚父自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刘仁恭当政时，幽州于契丹之防御基本上是成功的，且一度有关外烧荒等主动防御之行动；后一阶段，即自刘守光囚父自立后，契丹不但屡犯境内，还直接干预刘守文与刘守光的内争，幽州于契丹的防御能力大为降低，多属被动防御。

    当然刘仁恭父子为遏制契丹犯境，还是颇为用了些心智的。他们对契丹不仅是进行一般的军事防御或运用一些常规的战术及策略，而且还往往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常常能收到非常之效果，每为后人(特别是宋人)赞赏。这些非常手段之运用尤多见于刘仁恭当政时，也就是对契丹防御过程的前一阶段。

    刘仁恭明白，以幽州镇有限的力量来对付日兴之契丹当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联合与利用了一些可能的力量，尤其是与契丹相敌对的力量。比如刘仁恭与黑车子室韦的联合、与奚的联合等等。

    当然，李曜虽然觉得刘仁恭父子对契丹的遏制不够，但毕竟，终刘仁恭父子两世，幽州既未曾失陷，刘氏亦未曾降服，契丹终不得南下。只是，阿保机那般契丹雄主，为何不能制伏仁恭父子，进占幽蓟，竟坐视其为李存勖所有，此中原因如何？这些原因，能不能在河东底定幽州、遏制契丹之时加以利用？

    李曜当时由于很多事情尚未发生，因此不便将此事分析给李克用听，但他心里却是仔细分析，并思索过对策的。

    在李曜看来，以耶律阿保机之雄才，之所以没能灭亡刘仁恭父子，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其时契丹诸事草创，内部统治还不巩固。阿保机代遥辇后，内部权力斗争更为激烈。尤其是自911年5月起，刺葛诸弟等三度叛乱，与阿保机争夺皇位，历时近三年。阿保机之终不肯出兵救刘守光，恐怕便与当时刺葛诸弟等爆发第三次叛乱有关。叛乱使契丹受到严重打击，“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催其祸”，阿保机慨叹：“民间昔有万马，今皆徒步，有国以来所未尝有。”这种损失，自然使契丹没有余力顾及幽州的事务。

    其二，北方诸部的制约使契丹不敢无所顾忌地大举南侵。此时的契丹，在西北、西南等方向尚有突厥、室韦、阻卜、吐谷浑、党项等草原部落存在，尤其东北的渤海实力仍然强大，阿保机把着力于解决这些来自后侧方的威胁视为要务。如阿保机在即帝位初就于元年(907年)二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秋七月乙酉，其(刘守光)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众数千人来降，命置之平卢城。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