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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贞的实力和地位已今非昔比，渐露强藩面目。

    就这样，唐朝统治集团的屡次兵乱，将李茂贞一步步地推上了称雄一方的王者宝座。虎踞雄藩的李茂贞羽翼渐丰，割据态势己成。

    与其他藩镇诸雄一样，据有凤翔雄藩的李茂贞必然要求对外扩张。这种扩张既有内在的张力，即李茂贞个人野心的膨胀，又有外在的动力，即当时藩镇互相兼并扩张的政治局势。而表现在行为方式上，一种是权力上的膨胀延伸，一种则是地域上的开疆拓土。由此，李茂贞开始逐步走上扩张坐大之路。

    此时，为宦官所把持的中央政府，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动乱。文德元年三月，饱经忧患的唐僖宗驾崩，其弟、唐懿宗第七子李晔即位，成为大唐王朝名义上的统治者。此时，大宦官杨复恭自领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一面统带禁军，弄权于朝，党同伐异；一面又广收武人为“假子”，或典禁军，或为方镇，以为外援。在杨复恭假子中，杨守立为天威军使，杨守信为玉山军使，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杨守忠为武定军(洋州)节度使，杨守厚为绵州刺史，“其余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另外，杨复恭之兄杨复光假子中亦有任节度使者，如杨守亮为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为忠武节度使，杨守信为商州防御使，杨守忠为洋州节度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由此，杨复恭从中央到地方拥有一个庞大的势力网。其跋扈擅权之行径引起了刚刚即位并急于巩固自身地位的李晔的不满。两者随即在权力争夺上矛盾激化。

    大顺二年十月，有司上告杨复恭与其假子玉山军使杨守信谋反。李晔立即做出反应，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进攻杨复恭府第。杨复恭部将张绾率领家众拒战，杨守信又引玉山军之兵前来助战，李顺节等率领的禁军竟“不能克”，可见杨复恭之势力。其实，所谓的谋反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只是李晔为了除掉杨复恭这个心腹之患，便顺水推舟，意欲将杨复恭等人一网打尽。杨复恭自知境地不妙，已为朝廷所不容，遂逃往杨守亮等人控制的山南地区。随后，他们“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发动叛乱。

    反旗已举，大兵压境。位于山南道以南的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联兵西川节度使王建击败绵州刺史杨守厚；昭信军(金州)防御使冯行袭又败杨守亮之军。

    而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来说，这是一次扩张的绝好机会。从实力和地域两个因素上分析，王建刚得西川，羽翼未丰，且经东川侵山南，道险路难，进军缓慢，给养也是问题。而李茂贞蓄势已久，内外无忧，且凤翔地接山南，距离较近；南出散关即至山南。若能兼并山南，不但可占据汉中之险，巩固凤翔根据地的南部边界；更可以趁势占有山南西道所辖之文、利、集、阆等州，打开通向蜀中的大门，虎视东川。从而在战略上以攻代守，为进一步逐鹿争霸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

    于是，经过百般谋划，景福元年(892)正月，李茂贞带领关中的附镇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等五路诸侯“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并声称“自备供军粮料，不取给于度支”。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诸镇出兵平叛，竟然不仰国家财政，自备钱粮。如此违背惯例之举，若非巨大的利益驱动，李茂贞等人是断不能为的。由此可见其急于扩张的迫切心情。这次联名上疏实际代表了一支新兴势力的崛起。

    在出兵山南之前，仍需借助于唐中央的影响力。这是由于李茂贞出身禁军，作为神策军将领，他深知天子之诏的号召力。而当时的唐廷，虽然丧失了对各地的实际控制，却依然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四方贡奉的中心。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是他开始干政的标志，其意欲“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图谋已露端倪。

    至于唐廷，似乎也看出了李茂贞出兵的目的所在，“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在朝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南衙诸臣“以邠、凤皆有中人内应，不敢极言，相顾辞逊。”可知，此时的朝廷上下，己经明显感受到了李茂贞的咄咄逼人之势。朝廷原本以禁军出身的军官出镇凤翔，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京袋周围的防御，不想却自己埋下祸根。

    可是李茂贞的虎狼野心，并非早已流于形式的“下诏和解”就能作罢。李茂贞的跋扈妄为终究要挑战中央权威。该年二月，在没有得到朝廷授意的情况下，李茂贞决定联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擅自发兵攻打兴元。这个举动宣告李茂贞正式开始走向跋扈扩张之路。这也标志着李茂贞己由唐王朝的维护支持者演变为一股新的分裂离心力量。李茂贞和唐廷角力的开始就是他走向割据的开端。

    在李茂贞发兵的同时，李晔一怒其专征，二忧其“得山南之后有问鼎之志”，因此拒绝了他请加“山南西道招讨使”的请求。没有满足要求的李茂贞便开始上书执政之宰相杜让能和杨复恭之后掌握神策军的权宦西门君遂，说了一些过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