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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张全义可谓官运亨通，从文德元年到光化元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也称显赫。当初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并封魏王。在后唐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

    按说张全义并非名门望族，也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原先还算一方军阀，后来手中也早已没了真正的兵权，但即便如此，他的升迁却仍一帆风顺，显得颇为怪异。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按照原先的历史来说，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

    洛阳之地经过黄巢乱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

    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

    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既然“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乃至方法和领导经验。

    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从李罕之的话语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无风注：本书很早前就曾说过，田舍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