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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领禁军失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宦官却能保驾护航。作为中央直属的禁军，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随意妄为，禁军最终落到宦官手里与朝官本身的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权阉出则为监军，入则为枢密的一个晋升过程。

    宦官监军当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监军的宦官权力甚大，他们牵有时会制军队统帅，如严缓在太原时，“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缓但拱手而已”。使军队不能灵活机动地行动，致使常常贻误战机。所以如果监军不懂军事，却常常于顶军政，使军令不能统一，这就会很大程度地消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宦官在军中“权过节度”，一手遮天，将帅则帷命是从，俯首帖耳。监军“侵扰军政，将帅不得专主。”、“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结果使“戍卒不隶于守臣，“城一将，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监临”。这些也是历代史家经常批判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端，并且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是监军使与节度使一样，是作为中央直接任命对藩镇实现统治的代表，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象征。唐代朝廷颁发的诏敕一再强调监军使监临藩镇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证明监军使与节度使的权力同样通过朝廷以颁布诏敕令的形式来获得的，并昭告天下，因此，监军使与藩帅分享藩镇的决策权与管理权并不存在所谓“僭越”或“干政”的问题。但是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职责界限模糊、职权分工不明，很难分辨。

    本书正文中说宦官监军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有浓厚“正统”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内心深处充满对那些作为帝王家奴“刑余之人”的不屑，忽视了监军使的权力来源是完全合法的这一事实。这属于个人观点，一家之言，众看官请自行理解。

    本书正文中还说在平定叛乱，维护皇权上，监军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真的。他们坚定地维护本镇的稳定，对于本镇外的动乱，只要朝廷发布命令，监军使总是积极参与，始终与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鱼朝恩之流，他们在王朝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同样与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与肃宗“从幸灵武”且“翼卫代宗”，且与李辅国“助(上)讨难”，一度曾“帅兵经略河北”，在代宗的《长流程元振诏》中，虽指责他“性惟凶腹，质本庸愚”，但也不否认其略有“微劳”的事实。

    至于鱼朝恩，宝应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后，他以天下观军容使的身份监临中原藩镇，统帅神策军镇守陕州。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驾幸陕州”的危难时刻，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鱼朝恩率“大军逮至迎奉，六师方振”，立下了迎驾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宠异”。

    宦官监军使，它们作为朝廷在藩镇的平衡的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镇进一步走向分裂的势头，加强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监军使举荐非人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统军无方者有之，妒能忌功者亦有之。由此常常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以及战争中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监军使的政治品质与工作能力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不能将此完全归结为监军制度的本身。

    所以，不可否认的，在唐代君主与宦官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矛盾与冲突，不过这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级，而在地方的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在藩镇中，监军使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忠实履行中央的使命，宦官与皇权呈现出政治上的共生关系。监军使对王朝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宦官对于皇权的依附，他们之间结成牢固地政治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王朝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监军使总是坚定地与中央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容易举出众多的监军使协助或统帅藩镇军、神策军讨伐地方叛逆的事证，却很难找出监军使勾结节度使公开反抗皇权助封为虐的例子。

    监军使作为保卫皇权、加强皇权的工具和王朝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维护中原藩镇政局的稳定，确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它虽不能保证大唐江山万年，但至少在暂时延缓了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上，应该得到肯定。

    第210章 力挽天倾(十九)

    李曜双眸微微眯起，面上露出一抹若有似无地笑容，反问道：“监军果然如此以为？”

    张居翰笑道：“自然，自然，节帅领五百而敢鏖战府谷，率三千即可纵横中原，自古用兵之神妙，存乎节帅一心，况如今麾下虎贲五万，试问天下虽大，何处去不得？节帅功宣荡寇，志展勤王，更是国朝一等一的大忠臣，昔日曾有‘建功未必狼居胥，报国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