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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藩镇林立的局面，各个藩镇之间也有许多的利益冲突，所以监军使还需要缓和藩镇间的冲突，调和藩镇内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功能。其表现为保护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节将以及安抚士卒等。[注：详例见注释3]

    还有就是平息叛乱的作用。监军使，作为与节度使地位相当的中央特派官员，在藩镇内部出现主帅病重、亡故或被驱逐，以至于内部出现极度不稳定的情况，或面临军将哗变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监军使应当主动地承担起平叛弥乱的重任，以恢复藩镇局势的稳定。[注：详例见注释4]

    因为这些穿越到唐朝之后对“监军”的了解，李曜现在对“监军制度”已经没有了早先那种莫名的憎恨，而是更关注监军本人的品性、能力。当然与此同时，他作为地方藩镇首领，对监军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实上，李曜如今对监军的态度是：有利用价值，要尽力利用。

    而张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仅二十五六的时候，就在排资论辈风气极盛的皇宫中做到枢密承旨，继而升为内府令，这两个位置都是那种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之辈才能玩得转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历史上他在此之后就出任刘仁恭的监军，朱温掌控朝廷大权，逼迫昭宗杀掉各地监军，废除宦官监军制度之时，刘仁恭抗旨悄悄将他隐匿，这也变相地说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后李嗣昭出镇，他为李嗣昭监军，更是立下莫大功劳，待得李存勖灭粱称帝，大封群臣。当时宦官马绍宏与大将郭祟韬资格老，功劳大，二人当为掌兵权的枢密使。相对而言，马绍宏的资历高于祟韬，但他诬杀大臣，收受赌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韬恐伯他掌权之后难于驾驭，便奏请资历比自己低的张居翰同掌枢密，另委马绍宏为宣徽使，马绍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韬当时选择张居翰，也是因为了解张居翰的个性，果然张居翰深知自己无法与郭崇韬抗衡，因此谨小慎微，最终保住性命。

    如果仅仅如此，李曜也只是当他可以一用罢了，但也未必大用，因为他没有担当。然而后来还有一事，却可以证明他是有担当的，此前只是碍于形势，不得已而谨慎自保罢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出征后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里向郭祟韬投降，请求封自己为兵马留后，郭祟韬许之以节度使之职。

    后唐军至成都，王宗弼迁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等杀之，将首级送给李继岌，王衍自知抵挡不住，遂上表乞降。继岌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书说：“固当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结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当王衍行至秦川骤时，突然传来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拥立为帝的消息，李存勖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伶人景进献计说，李嗣源来势凶猛，陛下应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继岌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族党不少，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杀掉，以免除后思。

    庄宗当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齑敕诛杀王衍，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

    张居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己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他斩首，实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将用书贴在柱子上，将‘行’字涂掉，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书显然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没有想到当时唯唯诺诺地张居翰居然有勇气偷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更何况当时军情紧急，羽檄飞驰，李存勖自顾不暇，当然也无心追究此事了。正是因为这一字之改，后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一千余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李曜作为一个后来人，看过无数灾难后全国齐心救援中发生的感人故事，深知生命的可贵，因此心中对张居翰的评价颇高。张居翰不倚仗地位招事揽权，冒死更改诏书以救无辜，在宦官中不失为正人君子。连对道德要求极其严格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论及后唐的宦官时也说：“承业（即张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

    李曜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在观察张居翰，只是这位监军的确格外谨慎。他来河中监军之时，本带了一千牙兵为护卫，到李曜整编之后，发现李曜自己居然只留了三千“近卫军”为牙兵，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牙兵分了七百人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