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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系唐室赐姓，并隶于郑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旧俗，自称唐室后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统继承人自居，建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以魏州为兴唐府，置东京，以太原府为西京，以镇州为真定府置北都。

    毫无疑问，李存勖在魏州建号登基，是在正面战场晋梁决战处于胶着状态，全局形势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攻势，对树立自身的正统形象，争取盟友，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反观朱温，他对待唐室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一些。他早年怀抱出人头地的雄心，投身黄巢起乱军，南征北战，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方统帅，虽然暂时身背乱臣贼子的恶名，但是成王败寇，前途无人可以逆料。然而黄巢军的内部矛盾和唐军的顽强围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经过审时度势，他毅然在关键时刻反戈相向，叛降唐军。随后李克用统率的沙陀铁骑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黄巢乱军迅速归于覆灭。虽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温的叛降之功相形见绌，但却也使他幸运地赢得这次人生押宝，被朝廷授以宣武节度使的重任，开始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本来他和李克用曾是并肩战斗的友军，而且李克用在镇压黄巢之乱中对他还有临危救难之恩，然而由于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驿之宴上临时决策，毅然发难，试图以偷袭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将来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从此与李克用结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虽然在上源驿之宴后，袭杀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过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朱温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软弱无能的本质，从此开始肆无忌惮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当然，在其羽翼未丰之时，他仍然继续打着尊王的旗号，时刻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标榜，并在朝廷之中寻求内援。朱温的手段仍然比较高明，因为他的主要借助对象是朝臣张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则主要借助宦官杨复恭等，这里头又牵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争，以及天子李晔本人对宰相朝臣信赖有加等等原因，无须细思。总之双方都打着尊王的旗号，力图为自己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外衣与优势地位。

    早在光启元年底，李克用与河中王重荣联手，攻击大宦官田令孜与关中军阀李昌符、朱玫，逼进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逃难汉中，朱玫在长安拥立襄王李煴唐肃宗玄孙监国，遥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为太上皇，并遣使者携诏书至梁，试图获得朱温的拥护与支持(前文有叙)。这实际是朱玫一手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当时李克用已经移檄诸道，号召讨逆勤王，宦官首领杨复恭也悬赏缉拿朱玫。朱温闻变之后，审时度势，认为襄王李媪不能长久，故果断将伪诏“焚之于庭”，宣称继续效忠僖宗，这与其说是他的忠心，毋宁说是在形势不明之下朱温与李克用竞争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明白过来，前年由朝廷发起的围剿河东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李克用在政治与军事上一度陷于极大的被动，这件事算起来，只怕起因就是朱温串通其它藩镇，暗结宰相张濬，策划组织的。

    总而言之，在天复四年四月昭宗东迁洛阳之前，朱温也和李克用一样，都是以勤王救驾、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现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朱温还较李克用略胜一筹，虽然连年征战，却并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恶感，在朝廷内部，“嚣张跋扈，蛮夷匪气”的李克用显然比朱温受到的指责要多得多。然而当他受崔胤挑唆，大杀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时，朱温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特别是弑杀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后，朱温的行径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愤和不满。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在藩镇还是民间，人们在感情上都还对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恋，取而代之的条件并未完全成熟，这也是此前庞勋、黄巢两次起义都能被并无多强实力的唐廷先后镇压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温却因自己的出身阅历和知识思想的局限，没有曹cao那种长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见识与雅量，更没有司马懿父子历经三代苦心经营终于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虽然他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号，作为发展壮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觉自己的实力已然足够强大，他就本能地不愿再屈居人下，不再只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来称孤道寡，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过程中，朱温表现得太过cao之过急，根本无视传统与礼仪，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连续弑杀昭宗、哀宗两代皇帝，以及皇后与大批皇室成员，还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连为自己